孙振华（ 深圳雕塑院院长）：

　　中国式、地方性当代艺术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一）会让我们中国当代艺术更有社会现实的针对性，让当代艺术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要在国际上很牛，首先要面对中国社会，不是说要搞中国当代艺术就是为了出去跟人家打仗，把人打败，这是很狭隘的。

　　（二）有利于社会推广，让更多公众接受当代艺术，如果不是中国的，不反映中国问题，老百姓不懂，不能进入到你这个情境里边，有几个老百姓喜欢当代艺术？

　　（三）迄今为止，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贡献有限，而创作更具有自身特色和独立价值，可以为国际当代艺术贡献自己的特殊经验，让中国经验在更大范围为国际所接受。其实应该受到民国知识分子的启示，民国时期费孝通做“乡村经济”，梁漱溟、晏阳初"乡村建设"，梁思成"古代建筑调查"、"古代雕塑调查" 陈志潜（知名度不高）："送医下乡"的"定县模式"，就是在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学问绝对是国际的，当时费孝通他们都是国际前沿，并不是在别人后面，他们关心的都是中国的问题。

　　（四）从理论形态上讲，发展中国性的地方性的当代艺术，有助于将中国的、地方性的问题，转为国际的、普遍性的问题，促进国际当代艺术知识形态的转变，所谓知识形态的转变甚至包括某些游戏规则的转变。希望中国能够为国际当代艺术的制度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顾丞峰（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当代艺术”为什么不同于“现代艺术”，会有那么多歧义呢？就是因为现代艺术背后有一个“主义”在支撑，“当代艺术”有没有一个“当代主义”作为它的支撑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实践当中势必会出现一种众说纷纭，甚至出现一种互相矛盾的现象，当然，“当代主义”没有人提，有人用“当代性”，但是据我的观察“当代性”概念目前在学界阐释上也非常不够。

　　当代艺术不能成为一种当下艺术，当代艺术肯定应该有它的价值判断作为它的一个标准。孙振华先生谈得很好，把传统艺术、民俗艺术，上午也有学者谈到的商业化艺术等等，我觉得首先不应该把它排斥出去。

　　从逻辑学角度说，如果一个概念越来越宽泛，指代越来越扩大，就是外延无限扩大就是内涵无限地缩小，最后这个概念就会消亡或是没有意义。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当代艺术要研究“主义”、要研究“性质”。第二个，这个研究无论是宽泛的也好，还是狭义的也好，都是必须要进行的。

　　方李莉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人类学稍微有点儿陌生，我介绍一下它的两大特点：首先是整体性，人类学看待当代艺术不光是关注作品，可能会关注跟作品相关联的整个系统。作品一头连接着创作者，另一头连接着市场、接受者，中间还连着画廊、策展人、经纪人等，它是一个大社会链条。所以我们的研究可能不仅是放在作品的技术上、观念上、表现形式上，我们要研究的是它的整体系统。

　　另外，人类学还有一个特点，必须要把我们的研究对象放在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或者社会语境里边的研究，社会语境很重要。当代艺术不是产自中国语境，它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的观念、技术、表现形式可以移植过来，但是社会语境能不能移植过来？中国又是另外一个社会语境，如果完全照搬西方肯定跟中国社会语境有矛盾。我观察了一下，发现老百姓的审美还是接受书画市场，还是比较传统的东西，这里边不是你一个人在动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群体怎么动的问题，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一个具体时间点、具体社会语境来研究。

　　牛克诚

（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

　　如果想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第一点就是要回归本土。因为现在的“当代艺术”实际上是“西方当代艺术史”在中国的一个“地方版”，国家画院的朱其讲当代艺术谈得很好，他说西方当代艺术两条线：一个是基督教的精神；一个是哲学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一个观念在后面，这是整个西方当代艺术的一个观念背景。说到中国当代艺术我们在很多方面是满足了西方对于中国现实的一个想象或者对中国文化的一个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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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鲁虹所说的，如果撤离西方，回到中国本土建设来，一定要去寻求和中国文化和中国现实的关联性，这里边也同样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当代艺术要介入现实或者说要回应现实，介入现实不一定要批判现实，现实如果给你感动，你表现现实的美，这难道不是介入现实吗？介入现实的标准也同样是一个外来标准。

　　另外，做中国当代艺术建构性工作还要回到艺术本体，因为当代艺术在很多时候是观念大于艺术、观念大于语言，或者是用一种“伪政治”来掩盖对于语言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