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发力

　　远在17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萌芽，股权、商号权等新的财产形式不断出现。为进一步明确这些无形财产的所有权，英国于1623年颁布了《垄断权条例》，成为首先确立专利制度的国家。此后，英国的《安娜女王法令》(1709年)、法国的《关于以使用原则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识和商标的法律》(1857年)等相继颁布实施，标志着专利发明、著作、商标等无形财富具有了法律上财产的意义，知识产权也由此产生。

　　不难看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态，是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此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手工业和河运日益繁荣，商品贸易活跃。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科学著作相继问世。但受几千年封建思想影响的中国，“个体”、“私权”长期被湮没在“御赐”、“钦授”的“特权”中。

　　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知识产权”被它们带入中国。为保护侵略者自身的利益，英国人于1904年为清政府起草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成为清政府第一部商标法。随后，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1910年)，也影响了此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

　　新中国成立后，曾制定了一系列知识产权行政规章，如《保障发明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发明奖励条例》等，但发明的所有权在国家，全国各单位都可以无偿使用。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制度来保护知识产权。

　　1980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自此，中国先后参加了18个相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相继出台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实施细则，还陆续颁布了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音像制品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等保护和管理条例，涵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内容。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适应我国国情、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2008年，中国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此时的中国已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向主动参与者，从被动移植转变为主动利用。

　　在由两院院士评选出的“2013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嫦娥三号月面软着陆开展科学探测、神舟十号飞船发射成功、天河二号夺得世界超算冠军、世界上“最轻材料”研制成功等等，每一项科研进展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闪耀着自主创新的光芒。

　　在与美国国际数据公司提起的“337调查”案的诉讼中，中国的中兴通讯、华为公司初裁获胜，同样得益于其在自身专利质量和数量优势基础上构筑的专利布局。

　　30多年市场经济的磨砺告诉我们，中国不能走资源耗费型的发展道路，也不能走技术依赖型的发展道路，只能走自主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道路。大量事例也表明，缺乏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没有先进的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诚然，我们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走完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之路，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完善，公众知识产权意识仍较薄弱，侵犯知识产权现象在一些地方、领域和产品中还比较突出，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时有发生，缺少透明度、不当竞争等问题仍然存在；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机构重叠，知识产权的各个领域目前归属近十个部门分管，显然不利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推行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必将进一步激发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促进知识产权自身制度建设提速。

　　可以相信，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创新环境将有更大的改善，中国的科技进步将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更为强大的支撑。□

　　(文/孙英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