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农工党中央的政协提案中，建议取消归口初选部门与省市推荐方式，完全由各学会负责推荐院士候选人。

　　2013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科学院和工程院分别征求过意见。王梦恕给他所在的工程院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建议取消工程管理学部——在工程院各个学部中，该学部最为人诟病的是，一些院士同时是官员。2000年工程管理学部设立时，就有不少院士担心它变成“官员和企业家的俱乐部”。

　　他还主张，工程院评选院士时，专业设置要合理，不要“太杂、太俗”。比如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的谢剑平院士，出自烟草专业，当选之后争议不断。谢剑平的老师、已故的朱尊权院士，也是烟草生产与加工技术专家。此外，工程院还有“调料院士”。

　　王梦恕对记者说，据他所知，谢剑平院士的工作很扎实、品德也很好，“烟草院士”引起争议，背后是学部专业设置的问题。应在国家更为重要的学科领域遴选院士，而现在的学科太多、太杂。

　　“我自己的感觉，总体来说院士制度是个好制度，包括遴选过程是好的。”周其凤指出，除了客观的学术、道德等标准之外，院士评选难免有人的因素起作用。比如，一位院士与候选人有很大的矛盾，就可能会极力反对，但这不是制度的问题，任何制度都无法去除人为因素。

　　他以自己所在的化学学部举例说，投票时除了考虑学术水准和贡献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学科的平衡，化学的分支很多，大家会考虑不能让院士都集中在一个分支。“平衡”只是开会时主持人会提醒大家，适当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怎么投票，仍是院士自己的权力。

　　曾宣布放弃参评院士的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也公开表示，评选中科院院士的体系，“大体上是比较公正的”。

　　“见了院士要尊重点”

　　在院士评选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做过大量探索，评选办法不断修订和完善，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1992年通过，此后每两年修订一次，迄今已改了10次。

　　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用这句话来形容院士评选并无不当。2010年举行的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在做工作报告中坦言，院士增选工作受到的干扰有所增加，如候选人或其所在单位“助选”、“拉票”行为以及“集成、包装”现象等。

　　在次年的增选中，中国工程院给候选人发了一封公开信，重申要杜绝助选、拉票等干扰院士评审和选举的不正当活动。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庄辉、曾溢滔、秦伯益发现，在公开信发出后，“助选”人员仍不放弃活动，甚至以主管部门的身份向院士“推荐”，继续拉票。4位忍无可忍的院士联名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我们的心声》。

　　他们指出，在某种程度上院士成为某些单位的“学术资源”，或是某些单位领导的“业绩”。有些单位不惜出资“公关”、“包装”。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长江学者李永丹参加过“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他呼吁让院士“走下神坛”。他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院士数量很少，项目评审也少，90年代中期，科技经费多了，论证会也多了起来，往往要请几位院士出来，把他们“抬得高高的”，院士在资源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

　　“到了新世纪，各个单位就都明白了，原来院士多，有这么多好处，于是各单位在推举院士上，也都热心了起来。科技界的少数擅钻营的人，也看明白了门道，院士增选成了‘小华山论剑’。”

　　李永丹参加过一个学术活动，组织者在排主席台上的座次时，要请院士坐主席台，问哪一位外宾是院士。恰有一位是一个小国家的工程院院士，就被安排坐在了主席台上，而另一位外宾，是国际上一个大的学术领域的主席，却没有被请上台。开幕式上还强调，台上坐的，都是学术地位崇高的院士和政治地位崇高的领导。

　　他注意到，那位没坐主席台的国际联合会主席，到中国的次数越来越少。

　　这几年，一些跟李永丹同龄的学者当了院士。有一次，他与一位老朋友、新院士开了几句玩笑。过后，另一朋友提醒他——永丹，你以后见了院士要尊重点。

　　公关可能起到反作用

　　“有些院士年老了、糊涂了还去管事，这个显然不好，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袁亚湘对记者说。

　　袁亚湘也希望破除对院士的盲目崇拜。“你要淡化‘院士’，比如你采访我，你可以介绍我科技工作者的身份，但是不要动不动就说是‘院士’。”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别说是我们普通的院士，连白春礼这样的科学院院长，都经常被报成‘白春礼院士’。‘院士’最好不要出现在媒体。”袁亚湘说，国外媒体报道会说某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不会写院士等头衔。在国外开学术会议，谁也不会强调你是不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而是会介绍你是哪所大学教授，不会加个“院士尾巴”。

　　他记得，1996年自己还是个年轻学者，去参加香山科学会议，自己的名字就插在很多院士中间，比如北大的张恭庆院士、中科院的杨乐院士等，没人在意这种事情。但是现在不管去哪里开会，一般都先把院士放在前面，可见风气的变化。

　　他认为，有些地方政府或部门有意把院士的牌子“抬”了起来， 把本单位几个人当了院士当成政绩，花了很多功夫去做工作。要管住的是那些给“院士”称号附加太多利益、把院士捧得过高的人。

　　“我们这些人，对‘跑院士’的人不齿，见都不见。评新院士时还是非常严格的。反过来说，院士评选上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袁亚湘说。

　　“公关不见得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可能会打负分。”周其凤告诉记者，公关很多时候会给人们留下不好的印象。

　　对于院士制度改革，袁亚湘表示，院士们左右不了外界因素，从自身来讲，改革就是要把国内最优秀的、各个学科有影响力的、学问上的确有突破性成果的人选进这个圈子。他觉得，个别院士、个别院士候选人的问题，不能扩大到整个制度上的问题。“你不能因为张曙光的事情来否定整个院士制度。这个逻辑是非常荒唐的。而且他还没选上院士。”

　　另一方面，袁亚湘强调，一个人能否当选院士有很多影响因素，很多优秀的人才完全具有院士水平，却与这个称号失之交臂。这跟诺贝尔奖总有“遗珠”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亚湘强调，更应尽量淡化“院士”这个头衔。“当前的问题，还是需要大家回归自然，淡化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