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命题”提案引发换位思考

　　“这份提案切中了中国足球的要害，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的共同努力。”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告诉本报记者，“完善的4级校园足球联赛体系正在建立中，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到足球定点学校当中。”

　　王登峰在今年足代会上刚刚当选中国足协副主席，但早在校园足球倡议刚刚兴起时，他就已经意识到，与教育相割裂的足球乃至多项体育运动，断然无法保证青少年人才基础——3天前，王登峰带领教育部校园足球专项调研小组考察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开展情况，调研小组成员既包括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干部，也包括多位学校体育问题研究专家。在王登峰看来，“上海校园足球联盟”完全可以看作本届两会“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提案”的最好实例。

　　去年7月，本报曾刊登《上海校园足球放弃功利海阔天空》一稿，介绍上海校园足球联盟发展壮大之经验：原先隶属于上海市体育局的“校园足球办公室”，在2012年初教育部门组建的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成立后，便与后者“合署办公”。而上海市校园足球工作的开展，亦从2012年开始交由校园足球联盟统一指挥——在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一收一放”的通力合作下，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在短短两年间即建立起成熟体系。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秘书长游松辉告诉记者，两年前“独立成章”的足球系统相应年龄段注册球员大约2200人，这囊括了所有隶属于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以及职业俱乐部各级梯队、预备队的注册球员，但校园足球联盟推广两年，第一年新增的注册球员（参加联盟竞赛学生球员）超过4000人，第二年参加联盟比赛的学生球员就达到7000人，在游松辉看来，拥有接近300所中、小加盟学校的校足联盟，将是足球运动在青少年中普及的最雄厚基础，“明年争取发展到1万人，难度大吗？”

　　“我一直觉得让足球回归教育是一个‘伪命题’，‘体教结合’的说法是因为我们自己把它们割裂开了，体育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职业体育和精英体育才是有特殊意义的市场产品，那是塔尖，但我们通常说的针对适龄学生的体育，基本上全是教育。”游松辉的另一个身份是同济大学体育部主任，对于“体育”和“教育”的关系，他希望自己的观点可以影响到更多教育工作者和体育工作者，“我们坚持做全市校园足球联盟的初衷，是认为这项运动适合学生参与，这是教育观念的认同。足球是集体项目，是适合学校开展的最多参与人数的项目，组织孩子踢球，本身就应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

　　但上海校园足球联盟的做法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提起青少年足球人才、提起校园足球，人们的第一印象还是眼巴巴望着操场或根本看不到操场的学生。

　　“家长肯定是盼着学校多组织孩子踢球，教育部门管这事儿就好办了，因为以前学校有比赛都是校足办张罗，但校足办是足协的，校长支持还行，校长不支持就不行了。”张远是北京球迷，他的儿子今年11岁，在一家业余俱乐部坚持踢了一年（周末半天训练比赛），去年动了心思想去专业的足球学校上学，但一直支持孩子踢球的张远断然否决了儿子的想法，“首先在北京上学非常不容易，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保证，我更愿意让他把足球当爱好，现在条件好的学校还能组织孩子踢球，但大多数也就管校队一支队伍，所以要是教育部门要求学校让孩子多踢球，我绝对支持。”

　　“旧体系”切割促成特色模式

　　张远和很多家长一样，在盼望合理政策推行的热情背后，还存有对改革阻力的担忧——尤其涉及到体制方面的根本性变化，张远并不认为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工作，能顺利由体育部门转至教育部门，“迟早要变但不会很快就变，政策就是这样，可能会用三五年逐步转变，毕竟牵扯面太广了。”

　　不过在很多学者看来，家长的担忧有些“过时”，缘于全社会对足球的关注度益发高涨，涉及根本制度的足球改革已然势在必行。

　　“我觉得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方面，完成从体育行业到教育行业的转变，一点儿都不困难，或者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关键在于大家是不是认真去做这件事，还是就把这事停留在口头上说说而已，我想只要高层领导下决心完成这个转变，转变的速度会非常快。”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刘海元告诉记者，“首先这不是教育系统‘争权夺利’，只是职能和权限的转移，由体育系统负责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多少年了，现在所有的弊端都显现出来了，多少专家和学者都在呼吁重新划分‘体育’和‘竞技体育’、‘职业体育’的定义，但每次一提到这个话题，无论是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都没有足够的发言权，所以如果许家印的提案能够得到批示，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共同来促进这项职能的转变，对中国足球的好处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