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情怀与怀旧色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港人是新一代港人，这些人或者生于香港，或者长于香港，少有他们的父辈浓厚的“故乡”情结和“过客”心态。因为隔离的原因，前一辈从内地带来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成为“遥远的回忆”。而香港，这个城市凝聚着这些年轻人的青春体验。西西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作品《我城》，就代表了新一代作家对待香港这一城市的认同态度。在西西心目中，香港是“我的城”，她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喜悦，正是她的“我城”这一叙事立场的表现。于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西西常常运用了魔幻手法和童心童趣。这种表述方式，现在看来，事实上表明了作者在香港这个城市中生活的自信而怡然自得的态度。

　　西西之外，上世纪70年代香港文坛的另外一名本土派“大将”是也斯。也斯痛切地感到了外界对于香港的许多成见与他的所见所感相抵牾，他曾提到一篇令他受到刺激的文章，该文对于香港的描绘完全是“贩毒走私、色情泛滥”，“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燕瘦环肥、赌狗赛马”等。这些文字使也斯深受刺激，但香港究竟是怎样的呢？他觉得无法像那篇文章一样用四字成语表达出来，“也许正是无法用四字成语一下子说尽这复杂的感受，才使我尝试写小说的。”也斯的成名之作是《剪纸》，它与《我城》一样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也斯没有像《我城》那样仅仅展示自己的归属感，或者将黑白颠倒过来，为香港辩护，他试图借小说客观地呈现一个真实的香港，并重在思考香港的文化面目。《剪纸》中中西文化观念并置共存，是小说家呈现给读者的东西，这也是作者对于当时的香港的体察与感受。从小说的表现手法上，前面我们说过，西西以漫画的方法处理香港的黑暗面，无独有偶，也斯以神话的方法表现他对于现实的批评。

　　及至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香港现代化都市地位的确定，已经无须像西西、也斯那样简单地为香港的状貌而辩护，涌现出的钟晓阳、李碧华等年轻作家反倒以城市反省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认同形式。他们的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较之内地更为“传统”的怀旧色彩，是香港文学的一个“特产”。

　　上世纪80年代，引发香港“怀旧”之风的最有影响的作品是李碧华的《胭脂扣》。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为电影，由关锦鹏执导，梅艳芳、张国荣主演，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奖。这部作品之所以在香港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迎合了当时重新寻找香港历史的社会心理。《胭脂扣》以一个妓女为线索，构造出一部充满“情义”的民间的香港历史，满足了港人对于香港文化身份重新定位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末出现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团》。作者施叔青来自台湾，她试图透过小说“参照历史上重要的事件，运用想象力重新搭建心目中的百年前的香港”。《香港三部曲》征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包括正史、野史、方志、民间传说等等。大到1892年香港大瘟疫、英军攻占新界、二七大罢工、“六七暴动”、中英谈判等历史事件，小到不同时代的街景、建筑、室内布置、人物衣饰以至花鸟草虫，在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施叔青自述：“我是用心良苦地还原那个时代的风情背景。”

　　香港文学中的大众化倾向

　　如果说香港的乡土文学与现代主义是“反商业化”的，那么香港言情、武侠等通俗小说则是商业都市中的产物，事实上，也使其成为最具香港特色的文化标志。

　　言情小说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亦舒和梁凤仪。在这里，一切都沾有商业功利色彩，爱情也变得异常实惠。在这里，女性不是像琼瑶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柔弱无力，而是不得不为了生存像男人一样在社会中艰难奋斗。在此情形下，爱情无法像琼瑶小说中那样纯洁无瑕。在亦舒、梁凤仪等人的笔下，没有琼瑶般虚幻的爱情童话，只有“香港式”的毫不浪漫的爱。亦舒、梁凤仪笔下的女性现实得多。例如，亦舒《喜宝》中的女主人公喜宝是一位美丽的小姐，家境不好，当巨富勖存姿直截了当地提出让她做情妇时，她像所有浪漫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鄙夷地转头就走，但经过精确的功利计算后，她又自愿地选择了回头道。也许读者会认为这是社会的错，她是被逼迫的，但喜宝回答：“我不会怪社会，社会没有对我不起，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她认为她的“得”足可以偿她的“失”，是一种等价交换的思维。

　　梁凤仪的小说中没有风花雪月，有的只是女性在无情的现实中的角逐。《花帜》中女主人公杜晚晴艳绝人寰，有英国伦敦大学的文凭，但大学毕业后，她却选择了做交际花，原因很简单，可以嫌更多的钱。在亦舒、梁凤仪的笔下，香港的女性已不可能回到传统，所以也不可能再给她们提供琼瑶似的结局，她们在探寻商品化环境下社会中女性的出路。如果说琼瑶小说属于“描写型”，那么亦舒、梁凤仪的小说则是“直陈型”。她们的小说多是第一人称“我”直接陈述，正文由简短的叙述及对话构成，感想和议论直接流露其间，没有过多的背景介绍、也没有太多的心理渲染。

　　香港还产生了新的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始于1952年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1955年的《书剑恩仇录》。新派武侠小说一开始表现出与民国武侠小说以至新文学的诸多联系，而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则有了更为成熟的品格。新派武侠小说中的“新派”二字不可小视。以《史记》中的《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为标志，中国传统武侠小说原有“盗侠”与“官侠”两条线索，前者反抗官府，后者拥趸官府。到了《水浒传》标榜“忠义”后，“盗侠”渐隐而“官侠”大盛，直至清末《施公案》、《三侠五义》等武侠公案小说而达到高潮。民国武侠小说仍未有多少变化，而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则不同。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部作品是《龙虎斗京华》，描写清末义和团运动的，小说所持的立场态度与旧小说截然不同。义和团原是白莲教别派八卦教的一支，在清末发展壮大，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清反帝运动。小说对这一场群众革命进行了正面描写，予以了充分肯定，而对利用、出卖义和团的清政府予以了谴责，对义和团内部寄幻想于清政府的倾向也予以了批判。《龙虎斗京华》对待农民起义的崭新态度，为日后新派武侠小说奠定了格调。梁羽生、金庸等后来的多数小说也多以历史为背景，其中牵涉到农民起义的，作者均能站在一种进步的立场上看待这一问题。但处于香港语境中的新派武侠小说并未停留于此，还有着更为深远的突破。如对于狭隘民族主义的突破，对于暴力观念的反省等等。

　　新时期以后，金庸小说逐渐风靡中国，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金庸小说的影响，首先大大冲击了传统中国文学史论述的雅俗文类定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实较早就提出了重新认识通俗文学的问题，但在金庸小说之后，蔑视通俗文学的观念得到较大改观。在“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和“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入选作家不但有金庸，还有张恨水、还珠楼主、徐枕亚、琼瑶、亦舒、李碧华、倪匡等，应该说后者的入选与前者的带动有关。

　　以金庸作品为代表的武侠小说，更高的意义在于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另类现代性的线索。五四以来的中国武侠小说，并非旧文学，而是一种白话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相比，后者崇尚科学主义，形式“欧化”，而前者则承续了中国古代与民间的神怪传统，语言也与古代白话小说相联系。本世纪以来，前者一直处于主流的地位，而后者以潜流甚至逆流的形式存在。但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今天，新文学的局限性彰显，而后一种本土与民间叙事所蕴含的新的现代性的意义却愈来愈清晰地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