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问到“你生病后工作怎么办”时，他反复说了三四遍同样的话：“他们会给我留着位子的。”

　　上海市心理咨询协会会长王裕如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心理咨询工作，小到基层公务员，大到小城市的副市长，都曾经找她看过心病，“公务员群体几十年来都是强者的队伍，他们的竞争力和抗压力往往比较强，他们的压力变成心理障碍，一定是有事件触发的”。

　　她曾对媒体讲起过一个患有 “疑病症”的病人，许多专家均认为他没有病，但他却坚称自己体内长了恶性肿瘤，每次散步都不会超出小区方圆20米，每次出门车上都要准备好各种急救设备和药品。一开始，他面对王裕如也坚称自己一切都好，但直到王突然问他，“你生病后工作怎么办”时，他反复说了三四遍同样的话：“他们会给我留着位子的。”

　　“不用说就知道是跟升迁有关的问题。”许燕在回忆与王裕如相似的出诊经历时谈到，她说，“官心病”往往还具有季节性的属性——越到换届时期，越是官员“心病”高发的季节。

　　福建省红十字会心理援助办公室副主任詹锦华最近就遇到一个患者，他对詹说，机关将要提拔一个办公室主任，结果“群众推举是我，领导推荐是我，公示名单是我，可任命名单不是我”。结果公布后，他觉得五雷轰顶，“连朋友的祝贺酒都喝了，你说我咋办？”

　　在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2012年那次调研得出的结论中，除了“职务升迁受阻”外，其他几个被列出的心理压力来源还包括，工作责任、住房负担、领导工作风格、目睹腐败与抵制诱惑等。

　　这次调研还得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结论，即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题为《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所得出的结论相似，相对于行政级别为处级的被调查者，科级和科员感受到的来自角色超载的压力明显偏高。

　　李恒对此结论有切身之感，他所在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接诊过的基层公务员数量远远超过所谓“官员”数量。他们曾这样向李恒描述自己的境况：“可能说错一句话一辈子就完蛋了”；“我们这种陪领导的岗位，压力是常人想不到的。”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几位学者还先后提到了一项对国内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进行的调研。该调研发现，与“畏罪自杀”的社会想象不同，一些主动结束生命的官员反而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公务员。

　　有多年心理咨询经验的詹锦华告诉记者，有一些来向自己咨询的乡镇干部 “往往是很廉洁的”，“领导班子里大家都要就你不要，当然会被看作异类，成为孤家寡人”。

　　作为中科院心理所国家公务员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祝卓宏对这种现象也印象深刻。他曾经遇到过一个专程来北京看病的外省干部，他业务能力出色，但一到签字的时候就害怕，总是担心财务虚报瞒报，“如果我真的贪污受贿做错事，我受这些罪是应该的，但是我没有做错事啊”。他患上了抑郁症，觉得自己对不起组织培养，他甚至希望出车祸，或者得一场重病解脱，因为这样可以“死得体面”。

　　“这也是一类很典型的病人，他们觉得现状和原先教育所接受的价值观和信仰不一样了，又无法逆转这个局面。”许燕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