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众多企业都会选择息事宁人，乖乖交纳“保护费”？

　　“一个企业上市，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那么企业在准备上市的过程中，如果媒体上出现了针对该企业的负面新闻，这个企业上市就会搁浅，或者被证监会调查而取消上市资格。所以，企业在上市前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正面形象，不能出现负面报道，不管这些报道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刘冬坦言，对于已上市公司来说，负面报道也会令其经营受影响或股价下跌。

　　犯罪嫌疑人、２１世纪网记者王卓铭说，用负面报道敲诈企业是行业内的潜规则。“这也是集体行为，公司上下都这么干。”

　　刘冬的供述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交代，报社管理层对２１世纪网的业绩考核中，有一条就是要覆盖７０％至７５％的当年新上市企业，与它们签订“广告合同”，每年都有数千万元的指标。他本人也要求周斌、莫宝泉在工作中体现利益的最大化。

　　“签订合同后，我们会把这些企业名单统一交给采编部门，要求他们不写这些企业的负面新闻。”刘冬说，如果还是有记者“不慎”报道了其中一些企业，在企业的“危机公关”下，对于有长期合同、关系较好的公司，就会马上撤稿；对于关系一般、短期合同的公司，就会要求对方增加广告费用或者延长广告年限。

　　云南企业祥云飞龙就曾有过类似的遭遇。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１世纪网记者朱益民对祥云飞龙进行了一个月的秘密采访，并撰写出负面报道准备上网。

　　“他们打电话给祥云飞龙的高层，并且发采访提纲。祥云飞龙是我公司的客户，而且之前跟２１世纪网已经签了３０万元的合作协议，可他们还是写了负面报道。”犯罪嫌疑人、深圳鑫麒麟公司负责人邢达说。

　　“祥云飞龙的高层很气愤，让我帮忙公关２１世纪网。我当时找到了刘冬、周斌，但他们说没什么办法，不会轻易撤掉。刘冬要我去跟广告部的莫宝泉商量。”邢达说。

　　邢达找到莫宝泉后，对方给他开了条件——“要客户（祥云飞龙）与他们重新签订为期三年、总额１００万元的广告合同，第一年的钱要尽快付，这样才可以把朱益民的文章从网上撤掉。”邢达供述，祥云飞龙当时正借壳上市，高层为了维护企业形象，只好同意支付这笔费用。

　　据刘冬供述，在２１世纪网的广告费用中，还专门留取了一部分作为“主编基金”。稿件被撤掉的记者会获得考核加分，到了年底，根据各个记者的分值发放不同数额的奖金，作为撤稿的补偿。

　　据专案组初步核查，２０１０年至今，２１世纪网平均每年与１００多家拟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签订“广告合同”，累计收取费用数亿元。

　　财经公关扮演黑金掮客　犯罪链条日渐产业化

　　被卷入此案的上海润言和深圳鑫麒麟，都是在业内堪称领头羊的财经公关公司。办案民警介绍，在２１世纪网大肆收取“保护费”的过程中，财经公关公司与之相互勾结、共同获利，而且数额巨大。

　　犯罪嫌疑人、上海润言公司董事长连春晖是该公司的创始人。她说，作为资深的从业者，自己见证了财经媒体公关行业的起源、发展和沉沦。

　　“２００５年，Ａ股上市公司进入股权分置改革。从这个时候起，部分‘先知先觉’的媒体就开始探索以负面报道相要挟的‘合作’模式。”连春晖回忆，上市公司开始关注到媒体压力，有不少企业不得不花钱消灾，这种模式由此初具雏形；在后来的企业上市高潮期，被更多媒体争相效仿、直接复制，呈大范围扩张的态势。

　　上市企业对媒体态度的变化也令连春晖印象深刻。２００９年开始，她去竞标拟上市企业客户时，对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和媒体的关系如何？能不能消除负面新闻？”

　　“也就是说，拟上市企业已经把媒体工作替代路演推介，作为最重要的公关需求了。”连春晖供述。从２０１０年起，财经媒体公关行业的乱象越来越严重，无论是一线财经媒体还是二三线财经媒体，都想分一杯羹。如果企业没有向各路媒体告知“合作”意向，则基本上难以幸免于负面报道。

　　纷呈的乱象还不止于此。专案组查明，为了将合作关系维系得更紧密，上海润言、深圳鑫麒麟等财经公关公司还会对部分２１世纪网高管“公关”，其手段既有请客、送礼，也有涉嫌行贿行为，金额从数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一些２１世纪网的工作人员纷纷私下开办公关公司，肆无忌惮地实行新闻敲诈。还有部分人员涉嫌内幕交易，故意以负面报道导致相关企业股价下跌，进而大量做空获取巨额利益。

　　“这种扭曲的交易不断生长，成为现实中的一大市场毒瘤。上市企业对这种媒体环境既恐惧又无奈，除了‘合作’别无选择，基本上被绑架了。”连春晖说。

　　然而，这种媒体环境却成为了财经公关公司与一些财经媒体“互利共赢”、非法牟利的温床。

　　犯罪嫌疑人、上海润言公司执行董事陶凯供述，自２００９年起，润言公司就开始与财经类媒体合作，促成企业客户与媒体签订“广告合同”，换取媒体对企业客户的负面新闻少报道、不报道的效果，即所谓的“媒体维护”“有偿沉默”或“有偿不闻”。

　　“实际上，我们成为了这些媒体收取‘保护费’的帮凶。”陶凯说。

　　刘冬在供述中也谈到：“为防止我们报道企业的负面新闻，财经公关公司会物色即将上市的企业，以签订广告合同的方式提前‘拜山头’，主动让我们封口。”

　　“财经公关公司的生存之道就是左右逢源。”办案民警说，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出于对负面新闻报道的担心，对其有所求；对于财经媒体来说，如果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可以扩大“广告客户”的来源。特别是媒体为了规避风险，不愿意直接出面与企业签“广告合同”的情况下，财经公关公司就是极重要的牵线搭桥者。

　　陶凯交代，财经公关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四种方式：一是与企业客户签订合作协议，客户交一笔媒体公关服务费，每年２０万至５０万元；二是为客户办酒会等活动收取的服务费；三是通过给媒体“拉广告”的方式赚取返点，一般是广告合同标的额的５％至１０％；四是作为代理，赚取给媒体“拉广告”的差价。

　　对于这个“差价”，陶凯做了进一步解释：“具体来说，如果我和客户谈下来的广告合同标的额是３０万元，但我和媒体谈下来的是２０万元，这样我就有１０万元的差价。”

　　“广告合同”的覆盖面之广更令人咋舌，基本囊括所有上市企业和拟上市企业——连春晖交代，如果是拟上市企业，“广告合同”的有效期会持续到该企业上市；如果是上市企业，则需要每年都和媒体签订“广告合同”。

　　初步审计显示，２００９年以来，上海润言公司营业额达十数亿元，深圳鑫麒麟营业额达数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