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都不存在了，所幸我能守着一个紫禁城

　　羊城晚报：解读故宫所藏书画作品的文章很多，你的解读方式有何不同？

　　祝勇：《故宫的风花雪月》这本书中涉及的艺术品都是经典性的，像王羲之《兰亭序》、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这些艺术珍品不过是我透视历史的一个“视窗”，从那一扇扇美轮美奂的窗子望出去，我看到的是各种历史事件中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看到个人与时代的纠结以及复杂的人性。

　　一切历史，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历史，建筑史、艺术史都不例外。像我书中写到的王羲之、顾闳中、张择端、宋徽宗、倪瓒、唐寅等，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仅仅是他们的作品。他们留在纸页上的传奇，但它们仅仅是作为他们人生和命运的结果出现的，他们的人生与情感过程隐匿在时光中，我们看不见了。因此，我要用自己的书写，填补这缺失的部分，当然，要有根据，要从众多的史料和研究中寻找蛛丝马迹。

　　羊城晚报：2011年你进入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的一员，故宫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

　　祝勇：故宫学就是以故宫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这个概念是由我们前任院长郑欣淼先生在2003年提出的。但故宫学的研究不是从2003年才开始的，早在1924年溥仪出宫以后，特别是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北京学术界就开始对故宫（紫禁城）的研究了。

　　故宫学的研究范围大致可分为六个方面：紫禁城宫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我个人感兴趣的是其中的第一、二、六项，即故宫的建筑历史、文物（主要是书画），还有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至今的历史。

　　没想到，故宫文创产品的销售收入已经超过门票

　　羊城晚报：虽然大众对故宫的关注度一直很高，但很多人其实并不明白故宫的内涵，是否需要更通俗的一些普及工作？故宫文创产品近年来很火，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祝勇：这正说明了转换表达方式的重要性。“说什么”很重要，但有时“怎么说”更重要。同样的内容，表达方式不同，效果大不一样。中国的博物馆，历来喜欢板着脸，一副教训人的模样，拒人于千里之外，老百姓自然也不会去亲近它。我们有那么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老百姓不爱看，又能去教育谁呢？中国博物馆与西方的差距，一是研究水平的差距，一是普及方式的差距。像《达芬奇密码》、《博物馆奇妙夜》这些好莱坞电影，实际上是对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最好的宣传和普及。

　　在普及方面，这两年故宫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包括《胤禛美人图》、《韩熙载夜宴图》的APP、《皇帝的一天》iPad应用、“微故宫”的微博等等，数字故宫馆也将在端门城楼上建成，让游客在进入故宫前先感受一番视听震撼。故宫北院也将兴建，届时，一些在紫禁城里长期得不到展陈的大型文物，像家具、巨幅绘画等，不仅有了公开展示的场地，文物修复的过程也可以被观看。而且，故宫北院还可能在夜里开放，让游客有更多时间选择。

　　还有最近吸引人们极大关注的故宫文创产品也火得很。比如说，《故宫日历》去年甚至出现给现金也买不到的情况；还有在网上大热的朝珠耳机、故宫顶戴花翎官帽伞、“朕就是这样汉子”的折扇等等，这些故宫文创产品销售收入已经超过了门票收入。这一点许多人想不到，连我自己也没想到！

　　单霁翔院长曾说过，此前推出“雍正萌萌哒”系列图片，让威严的皇帝比起剪刀手，曾担心被批“亵渎历史”，没想到赢得赞声一片，这让我们的团队有了底气。

　　羊城晚报：进入故宫博物院后，在写作上你有何新计划？

　　祝勇：刚才说到我即将出版一本新书《故宫的隐秘角落》，牛津大学出版社先出版繁体字版，大陆简体字版也将出版。未来十年，我除了继续关注故宫里艺术藏品，还会详细挖掘故宫博物院自身的历史。自1925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同样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沧桑、人事沉浮。尽管皇权时代不再，但故宫博物院始终处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风口浪尖，任何一个历史的风吹草动，都会在这座深宫里掀起波澜。也可以说，故宫是观察20世纪中国历史风云的一个特殊角度、特殊舞台。随着当事人相继老去、过世，如果再不挖掘，这段历史也将湮没无闻。

　　再过10年，2025年故宫博物院将迎来建院一百周年，那时我还没有退休，希望届时我会完成这个计划，作为给故宫的百岁生日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