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史、编剧写戏都必须追求学科素养

　　羊城晚报：从广义上来说，你以故宫为题材的写作，也能够囊括到你的“历史写作”中吗？如何将“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书写方式才最恰切？

　　祝勇：刚才说到故宫博物院成立90年来，出现了许多学术大家，为故宫学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但是对故宫文化的表述应该有多种方式，学术只是其中的一种。

　　我写了很多年文学作品，博士专业念的是艺术学，我一直在寻找属于我自己的表达方式，就是前面说过的“综合写作”，不仅试图打通历史与文学，而且试图打通文字和影像，比如纪录片。我希望这种表达方式是贴合故宫也贴近读者的。对于读者和游客来说，故宫是个神秘的存在，他们渴望了解故宫，了解建筑和文物背后的历史沧桑，却看不懂那些艰深的学术论文。因此，对故宫历史和文化的表述，需要转换方式，当然，这种转换是以专业性为基础的，不能戏说，在我看来，所有戏说都是胡说。

　　羊城晚报：总有人对文人论史有偏见，认为浮华缥缈，缺乏扎实基本功，靠文采掩盖不够牢靠的底子，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声音？

　　祝勇：其实文人论史也需要一定专业性，也需要像历史学家一样长期沉潜史料，这样才可能有新发现。也许是找到新线索，也可能是从新的角度对旧有线索进行重新认识，就像在《故宫的风花雪月》中，我写了一些故宫收藏的古代书画经典。对于它们，发现新的线索几乎已不可能，我的写作重点就放在重新阐释上，以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同样会产生悬念。总之，文人写历史，不能外行，也不能人云亦云，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是“歪批三国”，专业性是基础。

　　这种专业性，最能体现作家的“综合写作”素养。我曾经专门写文章，以聚斯金德《香水》、麦家《暗算》为例，谈过“专业性”的问题。有人说，现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细，早已不是出“百科全书式”的大师的时代了。其实，一个文学写作者对某一行业的深入了解，在西方是十分普遍的。熟悉美剧的人都知道《绝命毒师》，虽然只是一部情节剧，但里面表现的超凡的化学知识，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假如我们将美剧《实习医生格蕾》与国产剧《青年医生》、将英剧《神探夏洛克》与国产剧《重案六组》放在一起比较，就会知道中国编剧的学科素养是多么低下，尽管《重案六组》在国产剧里已经算是“优质品”。

　　确实有很多文人写作态度不严谨，认为“天下文章一大抄”，尤其是对历史的书写，不过是史料的堆砌，毫无个人视角，这样的作品，价值为零。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先生曾说：“不讲规矩，不顾深浅，拿激情议论来代替客观扎实的学术研究，把立论建立在种种错抄误读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怕是如同把漂亮的建筑建在沙堆上一样，既经不起推敲、验证，也难有任何持久的生命力。”“用这种方法写书，实在误己误人误社会。”我深以为然。

　　羊城晚报：你曾经为不少大型纪录片担任总撰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会有关于纪录片的工作计划吗？是否会有关于故宫的纪录片出来？

　　祝勇：今年将有一部26集历史纪录片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叫《历史的拐点》，其中关于甲午战争的部分，我们专门去了日本搜集史料和进行拍摄。今后我将要写的关于故宫的作品，都会以纪录片的形式表现出来。

　　祝勇，作家、学者、艺术学博士，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艺术家。已出版主要作品有：《血朝廷》、《纸天堂》、《辛亥年》、《故宫的风花雪月》等。曾主创历史纪录片多部，代表作：《辛亥》。先后荣获中国电视星光奖、金鹰奖等诸多影视奖项。

　　祝勇眼中的故宫

　　和故宫朝夕相处，对我来说，它已经成了一个生命体，我能体会到它的呼吸、节律，乃至情感。我的工作地点，在故宫西北角，也就是西北角楼下的一个两进四合院内，那些曾经是紫禁城的城隍庙，“文革”时“破四旧”，把庙里的城隍像砸了，现在成了故宫研究院的所在地。

　　假如是在春天，我离开研究院时，锁上古旧木门，然后沿着红墙，从英华殿、寿安宫、寿康宫、慈宁花园的西墙外，一路北走。还没走到武英殿和西华门，在慈宁花园和武英殿之间、原来属于内务府的那片空场上，向东望去，就会看见三大殿侧面、金色的戗脊上，夕阳的余晖无比明亮。我想很少有人会在这样的时刻、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三大殿，心里会升起无限的幸福感。

　　假如是在冬天，天黑得早，我下班还是走那条路，却是要穿过黑暗中的宫殿了。若站在相同的位置上看三大殿的侧面，我会看到“庄严的三大殿就如一个纵向排列的舰队，依次沉入暮色的底部”——这是我今年将要出版的《故宫的隐秘角落》序言里写的话。花开花落、燕去燕来，我的生命，和宫殿的寒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历史书写者的幸福。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都不存在了，所幸，我能守着一个紫禁城，它带给我无限的表达冲动，也给我无限的灵感。我觉得我不只是在研究故宫，在我心里，故宫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生命，我在用自己的心，体会它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