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反垄断调查人员:出发前听贝多芬交响乐壮行

　　据新华社客户端报道，有人说中国已成为继欧盟、美国之后的反垄断第三专区。质疑者说我们外行，但真正的内行从来不这么认为。

　　对美国高通公司的60亿元人民币罚款，是许昆林在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任上开出的最后一张罚单，也是中国反垄断机关迄今开出的最大一笔罚款。

　　2015年2月第一周，高通公司宣布，已同意支付 60.88 亿元人民币 (约合 9.75 亿美元) 罚款，为期 14 个月的反垄断调查至此结束。该公司声明称，不会挑战这一决定，不会进一步上诉，并将加大在华投资。

　　这是高通公司在全球真正认账的第一张反垄断罚单。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许昆林已转任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多时，此文刊发时，他同时兼任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

　　1965年生于福建永春的许昆林，于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国家物价局、原国家计委从事价格监督管理工作。

　　自2009年12月起，他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身份负责反垄断调查工作，2011年下半年直接参与促成了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的成立并出任首任局长，至2015年2月底卸任。

　　这位被西方媒体评价为“作风强硬”的执法者，先后主持了韩国三星等企业液晶面板价格垄断案、上海黄铂金饰品价格垄断案、奶粉价格垄断案等重大反垄断案件的调查处理。

　　其中高通案被有些观察者视作世界反垄断格局变化的开始：欧美不但开始追随中国的步伐启动对高通的调查，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的规则制定方面，也开始与中国执法机构交流。

　　高通案的波折

　　《瞭望东方周刊》：高通案历时14个月的查办期间，执法者遭遇过哪些压力？

　　许昆林：看压力不能看时间长短，要看需要交换意见的过程。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与高通沟通了28轮，其中我和高通总裁就沟通了8轮。

　　第一轮沟通时，他带了6位副总裁来介绍他们的经营模式，主要就是说明和辩解。我们也作了充分准备，提出了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基本情况事实、证据、存在的冲突，以及怎样才是合理的。

　　这一轮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结束时我对他们说，不必当场回答，可以带回总部作充分准备后再来交流。

　　第二轮他带了8位副总裁，表示在一些小的方面愿意整改，但关键之处不认为有违法问题。对此我们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掌握了大量事实证据。当然，我们的立场是可以充分讨论和辩论。

　　这时他们给了我一份报告，还特意提醒我要阅读社科院研究员兼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张昕竹写的一篇报告。

　　但是对照《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规则》第三章工作纪律，张昕竹存在严重违反纪律的问题，我们立即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书面报告。

　　专家组找张昕竹谈，他很强硬。我们觉得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就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负责人报告。一种计划是在换届时换掉张昕竹，那时还差几个月，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想等，必须维护纪律。

　　《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10月9日起你兼任价格司司长，高通总裁还祝贺你履新。这一天的谈判是不是仍然很艰难？

　　许昆林：这次谈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没有任何新进展，不是很愉快。

　　这种交谈是很艰难的，其实我们很能理解，换位思考、从企业的角度是想坚守。但从我们的角度，是想让他们整改更彻底。这样直到第八轮，他们才接受处罚。

　　这个案子调查一年多，我们占有时间上的主动。对于企业来讲，前景不稳定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并且我们调查到一定阶段就可以直接下结论。高通总裁对我们也是口服心服。

　　《瞭望东方周刊》：如今回顾这起案件，你有何感受？

　　许昆林：中国的反垄断还只是起步阶段，我们缺经验、缺人才。

　　而高通的案子在反垄断里也是高端的，涉及滥用知识产权。滥用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尺度很难把握，在全世界都没有多少案例。另一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也是非常复杂的。

　　高通公司在欧盟、日本、韩国都曾遭到查处，但没有服过任何官司，没有接受任何处罚。

　　《瞭望东方周刊》：他们的游说能力也特别强，甚至发动了一些政治人物和媒体。

　　许昆林：这些都是我们预料到的，所以我当时对高通总裁说，可以等你所有的办法、手段穷尽后再谈。当然，我们互相尊重，换位思考也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