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

　　□讲述人：刘梦溪

　　演讲人简介：

　　刘梦溪，思想文化史学者。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近年主要著作有《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论国学》、《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等，亦曾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儒家经籍《四书五经译注》

　　编者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文化观念的差异，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价值的缺失引起广泛的关注。本期邀请我国著名思想文化史学者刘梦溪先生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今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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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的“敬”这个价值理念，是非常内在的，是人的性体的一部分，属于自性的一种庄严。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化至高的价值理念。这个价值理念规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人与人相处，应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就不要强加于人。

　　□对话需要智慧。前几年学术界去世的一位长辈，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他在晚年也有过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敬、诚、信”中的庄严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些价值理念我觉得在今天尤其值得我们重视。比如“诚信”。诚信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理念，孔子讲，“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孟子也说，“朋友有信”。我们在《论语》和《孟子》里面可以看到，“信”被放在非常高的位置。

　　“诚”的概念，除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讲得更集中。《中庸》和《大学》是《礼记》里的两篇文字，相传《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大学》是孔子的高足曾子所作，所以两著大量引用孔子的原话。《中庸》认为，诚是“天之道”，是“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而想要做到“诚”，即“诚之者”，则是“人之道”。显然已经把“诚”视为天道和人道的核心问题。《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从“正心诚意”开始，“故君子必诚其意”、“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而且作为一个人，内有诚，外面才有信，“诚信”是连在一起的。《易经》乾卦“文言”也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一个人的道德品性的提升，忠信是前提。“忠”是和“诚信”并提的价值理念，也可以说，有“诚”才有“信”，有了“诚信”，才能做到“忠”。其实一个国家的对外交往，也需要以诚信来立基，并不是对外交往就互相搞欺骗，那也容易被人识破。

　　还有一个我近年研究比较多的理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就是“敬”。“敬”的意思，当然包括尊敬他人、尊敬师长、尊敬长辈。但是“敬”的真正内涵，并不是对他人而言，而是指一个人作为生命个体的“自性的庄严”，指人的内在性格、性体、本性。一个人的内在性体的庄严，叫做“敬”。这个“敬”，是人之为人的最核心的精神旨归，它体现的是人的自尊、自重，自我的人性庄严。

　　关于中国文化一些重要的价值理念，仔细追寻会发现，它的价值内核原来很多都与“敬”有关。譬如“孝”。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问到底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果真如此，那么犬马也“能养”，怎么解释呢？然后他说，“不敬，何以别乎？”如果没有敬的话，人的所谓“能养”，跟犬马就没有区别了。在孔子看来，人的“孝”是以“敬”为旨归的，犬马则不是。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把对老人的“孝”称做孝敬，叫敬老，的确如此。

　　传统社会有很多礼仪，包括家庭礼仪和朝廷的礼仪，最大的礼仪是两个，一个是拜天，一个是祭祖。拜天、祭祖都不是信仰，而是崇拜，崇拜和信仰是不同的概念。拜天是为了表达对未知的敬畏，祭祖是为了表达对血统由来的追怀和爱敬。孔子有一句著名的话，叫“祭神如神在”，意思是说，在祭祀的时候，你要相信神是存在的，相信神是在场的。如果你在祭祀的时候还在想：神存在不存在呢？就不会有诚敬之心，就是对神的不敬了。我们读《论语》可以发现，孔子对超自然的力量不愿意多讲话，《论语》里有很多相关的记述，比如“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等。有一次，弟子的话题涉及生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显得很不耐烦。显然对生死问题，他不愿意多加探讨。但对于祭祀活动，孔子从不轻视。而祭祀活动第一需要的，是一定要秉持“诚敬”的心态。这也就是《礼记·祭统》所讲的：“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事神明”的祭之道，关键是一个“敬”字。

　　礼仪不仅存在于祭祀活动，举凡社会的所有文明举措，都有一个礼仪的问题。礼仪其实是文明的指标，文明与不文明的重要区分，在于文明需要讲礼仪。孔子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一切礼仪，如果没有“敬”，就不值得看了。所以礼仪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敬”字。我们在一些场合，需要穿合乎礼仪的服装，因此服装的作用，并不简单是为了避寒、保暖，它还是礼仪的一个标志。

　　我讲的“敬”这个价值理念，是非常内在的，是人的性体的一部分，属于自性的一种庄严。孔子在《论语》里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战争当中军队的统帅被人家抓起来，或者被斩首，这个情况当然是有的。但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志”是不可以被“夺”的。“匹夫”指一个平民身份的男子，不管有没有文化，地位多么普通，他的精神世界的“志”，绝不能也不应该被他人夺去。过去对“志”的解释，有的解释为志愿、选择、理想、追求等，其实不是。人的志愿选择是可以改变的，大家知道鲁迅早年学医，后来变成文学家；郭沫若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诗人、作家等等。人的志愿或者工作方向的选择，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孔子讲的“不可夺”的“志”，必另有所指，指的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不可变异的东西。

　　20世纪的一位了不起的大儒，叫马一浮，浙江绍兴人。他读书之多，学问造诣之深，当时很少有人达到他的境界。当然他学问的根基不是史学，而是儒学和佛学。马先生对孔子讲的“匹夫不可夺志”的解释与众不同。他说，什么是“志”？“志”就是“敬”。这是他的一个独到解释，这个解释启发了我。“敬”的本义，是自我性体的庄严、庄敬，也可以称做“自性的庄严”，当然不可以被夺走。这个人的内在的精神固性，是不可以夺的。

　　我讲的“敬”，在中国古代是非常神圣的价值理念，孔子讲，孟子讲，“六经”里面讲，到宋代，程朱等大儒讲得更多更系统。而且宋儒提出了“主敬”的概念。可是在当代社会，很少看到这种庄敬和庄严了。这在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当中，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那种庄严，那种不可夺的“志”，那种不可动摇性，那种千钧之力，有时候很少看到。到底是尊严重要，还是屈辱性的获得重要？绝对不是说只有有文化的人，才能保持内心的“敬”，所有人都可以做到，所以才叫“自性的庄严”。是自性，本来就有的，不是外加的。人人都有自性，人人都可以保持内在的庄严。

　　《红楼梦》里面有很多丫头，她们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但是她们很懂得礼貌。而那些有个性的丫鬟，也懂得维护自己的尊严。一次贾赦看上了贾母的丫鬟鸳鸯，想娶她为妾，鸳鸯坚决不同意，采取很多极端的行动表示抗拒，甚至当着贾母的面剪自己的头发。后来贾母制止了这件事，使贾赦的想法没有实现，这就是鸳鸯作为一个普通姑娘其内心不可夺的“志”，也是她的“敬”，她的庄严。

　　所以“敬”这个价值理念，可以说进入了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而且“敬”是跟“诚信”连着的。无诚则不“敬”；同样没有“敬”，也就没有诚，也就没有信。所以要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以“敬”为带领的“敬、诚、信”，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价值理念。

　　“行己有耻”是立身之本

　　还有一个文化价值理念，也需要在今天提出来，就是“知耻”。《中庸》里面引用孔子的话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并且说，“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这三句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修身”要诀。它的措词非常有趣：要成为一个智（知）者，一个聪明的人，需要好学，你是不是达到了智(知)，我们先不管，只要你好学，就已经往智（知）的道路上走了，就是“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因为中国传统的思想主张知行合一，如果你光懂得理论而不去践行，这跟“仁”没有关系，“仁”得需要实践，在行动上见出来；“知耻近乎勇”，一个人勇敢不勇敢，就自身而言，耻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不知耻的话，就谈不上勇敢了，如果懂得羞耻，已经接近勇敢。

　　“耻”的概念，其实是人作为人的一个文明指标。人的文明的表现之一是有羞耻心。“耻”字原来的写法是“恥”，左边是“耳”，右边是“心”。“耻”是人的一种生理和心理现象，当耻感发生的时候，心里会不安，而表现在面孔上，由于血液冲涨，会使人变得面红耳赤。耻感一生出来，面孔就会发生变化，所谓“满面羞惭”。

　　“知耻”就是孟子讲的“羞恶之心”。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他将羞耻心称为“羞恶之心”。如果我们读《论语》和《孟子》，可以发现孔子与孟子两个人的不同，孔子非常和蔼，像一位老人在那里缓慢地说话。他也有性格，也发脾气，但是他整个的论道、论理，是化做日用常行，用很容易被大家理解的语言来表达，会举很多例子，有很多比喻。但是孟子不同，孟子急切，禁不住要跟人辩论。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没有羞恶之心，就不是人，这个话只有孟子讲得出来。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亦即不忍。而羞恶之心，就是知耻。孟子把这四个方面，叫做“四端”。“端”的意思，是指做人的开始。如果没有这四端，说明还不够一个“人”字。但孟子讲的“四端”，我们今天已经不容易看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同情心变成了稀罕物。见死不救仅仅是怕法律误判吗？我认为主要是缺少是非之心，缺少正义感，缺少同情心。如果一个赤手空拳的男子可以当众侮辱一个女性，大家围观，而无一人阻止，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哪里去了？羞恶之心哪里去了？

　　一个人本然地需要有羞耻之心，特别是有文化的知识人士，更需要“知耻”。所以孔子讲“士行”的时候，使用了“行己有耻”的概念。如果是一个有官位的士人，就更需要有羞恶之心，需要“知耻”，需要“行己有耻”。因为只有“知耻”，才能做到廉洁。知耻而又廉洁，简称为廉耻。明代的大学者顾炎武把廉耻视为立身之本，他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所以中国社会要讲价值伦理，“廉耻”是个最基本的价值理念。顾炎武说，如果无耻的话，将无所不为，耻没有了，什么事都敢做；如果不廉的话，将无所不取，什么都敢拿。廉耻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理念，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得尤为重要。要讲当代社会的共同价值，我觉得“礼义廉耻”是最基本的。“礼义”前面讲“敬”的时候讲过了，“无敬不成礼”。在孟子那里就是“四端”中的“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

　　“礼义廉耻”四个字，最早出自《管子》，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他说“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礼”其实是文明秩序，“义”是社会的正义公平，“廉”是节俭廉洁，“耻”是自我的道德自律。“礼义廉耻”是需要直接践行的价值伦理，所以孔子以“行己有耻”概括之。过去有句话叫“廉耻道尽”，没有了廉耻，这个社会就不好治理了。

　　“恕道”与“和同”的异量之美

　　“恕道”是儒家思想。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提出一个问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有没有一个观念一个人一生都应该践行？孔子说有，这个观念就是“恕”，宽恕的恕。它的含义孔子也有解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化至高的价值理念。这个价值理念规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人与人相处，应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就不要强加于人。

　　宋代的理学家程颢、程颐，对“恕”的解释有一些很好的比喻。为了做到恕，甚至可以“易子而抱”，就是把别人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养，来培养自己“恕”这种道德理念。“恕”这个价值理念，是中国文化的博大胸怀的体现，证明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一种异量之美，能够同情他人，尊重他人，宽恕他人。西方对孔子的“恕”的思想评价很高，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是属于全世界的道德金律。

　　还有“和同”的价值理念，在中国文化里面同样非常重要。中国文化倾向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得那么紧张，那么不可调和。“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总原则。不同，也可以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人与人的差异，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差异，真的有那么大吗？从学理上来分析，我认为差异是第二位的，相同之处是第一位的。

　　我在上世纪末，1999年，有一段时间在哈佛大学做研究。我和哈佛大学的很多教授都有对话，其中有一个对话，对象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史华慈教授，他是一个法裔的犹太人，懂七八种文字，早年研究日本，后来研究中国，学问做得非常好。他研究的主要课题是“跨文化沟通”，主张人和人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同的族群之间是可以沟通的，这是他追寻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理念。他也觉得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对立，大家有什么不可以沟通的？他跟我谈话当中提出一个理论，他说语言对于思维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这个过去我从没有听说过，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还能思维吗？当然我们也了解，小孩子画图画也是一种思维。史华慈教授为了倡导跨文化沟通，试图在理论上有新的建构，他的这个理论想证明一个问题，甚至语言不通也不是人们交流的一个完全的障碍。当时我能够给他提供的一个例证，是语言不通也可以发生爱情。

　　不同的文化可以沟通，不一定那样对立，这是中国文化一向的主张。宋代思想家张载（字横渠），一个非常了不起大学者，关中人，他有名的“横渠四句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气象大得不得了。试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何等怀抱！大家知道中国文化当中有民本思想的传统，关注生民的利益，是每个知识人士，每个为官的人必须做的。所以过去的县官叫做“父母官”，民之父母，他当然要关心民的利益。张载讲的“为生民立命”，来源于孟子的思想，因为孟子讲过“正命”，即正常的生，正常的活，正常的死，不要让民众过不正常的生活。“为生民立命”的意思在此。最后的指向，是“为万世开太平”。

　　但是大家不会太留意，张载还有另外的四句话，我叫它“哲学四句教”。这四句话是：“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四句话讲的是哲学，是一种宇宙观。这个世界上，有无穷无尽的生命个体，可以称做“象”，这些“象”，有动物的，有植物的，每个象都不同，真是万象纷呈。“有象斯有对”，说的就是各个“象”的不同。即使是美丽的女性，也有不同的美。所以古人有一种说法，叫做“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西方也讲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生命个体。“对必反其为”，是说一个一个的“象”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由于不同，其运行、流动的方向也不相同，甚至有时候运行的方向会相反，所以会出现“有反斯有仇”，发生互相间的纠结。这个“仇”字，古代的写法是“雠”，左边一个“鸟”，右边一个“鸟”，中间是个言论的“言”。隹是一种尾巴很短的鸟，“雠”字的本义是两只短尾巴鸟在叽叽喳喳地讨论、争论、辩论。这个“雠”字，也就是“校雠”的“雠”。我们都有过校书的经历，真是很难的事情，所谓无错不成书，很难一个字都不错。古人的“校雠”更是一件大事，古人刻书很认真，一点一点地校，你拿这个本子，我拿那个本子，互相讨论。“雠”则是对校对中发生的问题，互相讨论，互相辩驳。但两只短尾巴鸟互相辩驳的结果，并不是这只鸟把那只鸟吃掉，而是达成共识，或达成妥协，求同存异，走向“仇必和而解”。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最基本看法。这个世界有差异，但是差异不必发展为冲突，冲突不必变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而解的。你想，用这个思想来看待世界，不是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吗？当然，不是一方面的问题，而是彼此双方的问题，所以需要沟通对话。“有反斯有仇”，就是沟通对话，互相校正的过程。

　　对话需要智慧。前几年学术界去世的一位长辈，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他在晚年也有过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讲的是文化问题，意思是说，世界上的各种文化都有它的长处，“各美其美”，是指首先要看到自己文化的长处，不自卑，不失重，不妄自菲薄。“美人之美”是说光看到自己文化的长处还不够，还要看别人文化的长处；各种文化的优长互相吸收，众美相合，就是“美美与共”。如此的结果，将是期待的“天下大同”。这四句话的关键是头两句，既要“各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看到自己的长处容易，难的是也看到别人的长处。中华文化当然有自己的长处，这些长处我们慢慢地会把它发掘出来。但是，美国文化也有它的长处，美国的历史虽然短，但是美国文化的影响力我们不能轻看。欧洲、日本、韩国的文化，也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学习文化史也好，学习文化学理论也好，费老的这四句话非常重要，这是老一辈文化学者对这个世界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