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如火如荼、紧张进行时，关于该会议的一个共识是，此次会议不会为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作为迈向长期低碳转型的开端。

王毅

在11月29日举办的第四届环境保护年会暨中国环境治理高峰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就指出，巴黎气候大会虽然重要，但它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重要的是看“后巴黎时代”，如何通过中国的努力和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塑造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实现中国乃至世界的绿色、低碳转型。

王毅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应是题中之意。它不仅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核心，与目前节能、环保、能源清洁化紧密相连，也是能源转型、环境质量改善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低碳经济的基础推动因素。因此，在目前生态文明框架下，中国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以不晚于2030年实现碳排放峰值为导向，倒逼各项政策的实行，推进绿色循环低碳转型发展。

王毅指出，虽然国内采取了诸多减排措施，呈现碳减排加速形势，但目前反弹效应依然存在。据王毅及其研究团队的测算，中国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将在未来10年-20年先后达到峰值，今后5年-10年是我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采取行动，尽早实现中国碳排放峰值至关重要。

对于如何实现中国碳排放总量控制，王毅发现，任何单一的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应实现政策组合。比如，只有在配合实施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碳税以及碳税返还等一系列政策时，才有可能出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

同时，他发现，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区域到达碳排放峰值的时间不一样，因此需要制定相关时间表、路线图和实施方案，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分行业推动。比如，东部经济发达的优先开发地区可以力争率先达到碳排放总量峰值。针对生态脆弱和发展落后的地区，碳减排控制目标应重点控制增量，并与碳汇等目标一并考虑。

此外，由于碳减排涉及生产、消费、贸易等各个领域，并且事关跨部门、跨行政区合作，王毅建议，应构建纵横双向的、良好的治理体系。以约束性指标(碳总量、碳强度、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碳汇)为核心，引领能源节约、可再生能源发展、推动目标体系、体制机制、管理模式、政策措施的全面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