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一户人家上锁的大门

更多的崖边人，从结婚开始和钱较上了劲儿

阎海军在城市的生活很简单，下班后他保留了儿时的习惯，要么独自阅读，要么陪家人聊天。他总觉得自己和城里的朋友有些“合不来”，他们喜欢的一些生活方式，自己总有点儿接受不了。

这个农民的儿子想在崖边找到共鸣，回家时若碰上婚丧嫁娶这些“崖边人最具仪式感的生活”，他都会尽量参与。过去的崖边，无论是出生、迎娶还是死亡，都会全村出动，“村庄就在这样的生离死别、迎来送往中繁衍生息、不断壮大，从明末清初建村时的几户人发展到了如今的80多户人家”。

但努力想要融入的他发现，自己插不上话了。在近年寥寥无几的崖边婚事里，彩礼已代替婚嫁双方成了村民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崖边的彩礼标准在3万到5万元，这是个偏低的数字，周边城市的一些农村甚至明码标价“大专8万元、本科10万元”。

崖边人阎光荣在他32岁那年终于结了婚。新娘韩艳花是邻村的姑娘，两人在外打工时自由恋爱，很快走到了一起。但韩艳花是“偷跑”出来的，阎光荣家里穷，她知道丈夫付不起彩礼钱，于是结婚的大事也没跟家里知会一声。

气冲冲的韩艳花父母拉了一帮子人赶到崖边，强行带走了韩艳花。他们放话，“4万元彩礼，一分钱不能少”。老两口的两个儿子都没结婚，指望着用韩艳花的彩礼钱来讨媳妇。

谁知那时韩艳花已经怀孕。此后几个月，韩家人多次翻山越岭到崖边讨要彩礼，阎光荣又是躲又是跑。后来，孩子快生了，没辙了的韩家人逼着阎光荣写下欠条，这才让小两口团聚。

闹剧仍未结束。因为迟迟还不上彩礼钱，韩家的两个儿子跑到阎光荣家大吵一架，慌乱中，小儿子的头被打破，血流了一地。

“结婚成了崖边人严重的负担。原本表达礼数的彩礼，在市场经济的熏陶下，又让一些农村婚姻的买卖性质不受制约地浮出了水面。”阎海军说。崖边人的婚礼也连带着变得越来越“浮夸”，昔日的唢呐、大鼓、骑着毛驴的新娘早已被车队、跟拍摄像以及掌勺的饭馆大厨所取代。

自己也无法免俗，他娶了长在城里的媳妇，婚礼也选择在城里的大酒楼举行，操办的流程正是“车队、摄像和掌勺大厨”。

有老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彩礼往往还是一对木头箱子一床被子加粮食，随后30年，彩礼从1000多元蹭蹭地涨到了三五万元，女方通过媒人漫天要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村里一户人家为娶媳妇，欠下10万元，至今仍在还债。

阎海军对此很是忧伤，畸形的彩礼制度正反映了在城市化冲击下，崖边婚姻的现状：婚姻不是恋爱水到渠成的结果，反倒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为了钱和私欲，什么都可以染指。

崖边的光棍多起来了。他做过统计，2013年，村里25岁以上的光棍达19人，而整个村子的人口，不过一两百人。

于是，有崖边人为了结婚，不惜送上自己的亲妹妹，和对方交换一个老婆。结果，对方送来的女人不愿意和这个光棍过，只待了一晚便回去了。被全村人耻笑的男人灰溜溜地出去打工，从此很少回来。

还有28岁的“老光棍”没钱找老婆，就和姨妈的女儿同居，最后表妹还怀了孕。姨妈见女儿肚子大了，来找侄子谈判彩礼钱。在外打工的侄子凑不出钱，亲人间大打出手，姨妈把女儿的大腿紧紧抱住，却被侄子一脚狠狠踢开。

更多的崖边人，从结婚开始和钱较上了劲儿。欠下外债的家庭开始了轮回，生儿育女，再为子女的上学、工作、婚事费力攒钱，变得市侩和斤斤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