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曾称他为“旷世奇才”，季羡林把他看做“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他就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香港大学荣休教授饶宗颐。饶宗颐博学多才，是集学问、艺术、才情于一身的当代儒学名家，对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是饶宗颐百岁华诞。饶宗颐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州，今年99虚岁，根据中国传统民俗，一般在99岁这一年过百岁生日。日前，本报记者邀请香港大学原副校长、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饶宗颐学生、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炜明就饶宗颐在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及生活等方面相关话题进行了采访。

饶宗颐

“古典风华现代视野”

学术周刊：饶老治学几十年，有学者将其归纳为3个阶段：1937-1949年是扎根本土传统学术；1952-1978年是放眼海外汉学；1978年至今是旧学新知相融贯。这种归纳是否准确？各阶段有怎样的特征？

李焯芬：如此归纳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1937年至1949年，饶老有一段时间是在家乡潮州度过的。他家中有很多藏书，绝大部分与国学有关，加之他从小喜欢看书，这为他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国学基础。在这一时期，他还继承父亲遗志，完成了《潮州艺文志》的整理与编纂，可谓是扎根本土传统的一次实践。

1952年至1978年，饶老在香港大学当老师，其办公室就在邓志昂楼（现为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所在地）。那时香港大学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海外高校联系很多，这对饶老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要。众所周知，1900年我国在敦煌藏经洞发现6万余卷敦煌文献，但被海外学者“拿”走了不少。1906年英国人斯坦因拿走1万余卷，紧接着，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拿走6000余卷，后来又来了德国人、俄罗斯人等，很多敦煌文献流失海外。6万余卷的敦煌文献其实是研究中古时代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饶老通过香港大学与英国方面取得联系，买到一套敦煌文献胶卷。以这套敦煌文献做基础，他写出了很多比较经典的敦煌学论文。饶老不单走访了英国，还去法国、印度、伊朗等国家寻找、研究海外收藏的甲骨、敦煌文献和其他中文古籍。那一时期，他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去研究海外敦煌文献，也与海外汉学家建立了很好联系，可称为“放眼海外汉学”。

1998年以后，饶老凭借深厚的国学基础以及在海外寻访、研究经历，将传统的旧学与现代化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做学问。可以说，饶老这一时期的研究特色是既有古典风华，也有现代视野。

学术周刊：饶老曾将自己的著述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书画等八大门类。他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在诸多领域、众多学科都有所建树。他是如何保持如此充沛的学术生命力的？

李焯芬：可以说，饶老一生都在专心致志地做研究，从不因其他事而分心。举个例子，很多高校老师在研究工作取得一定成果后，就会“学而优则仕”。饶老从来都是心无旁骛，只专心做学问、做研究，而且他身体状况非常好，把全部身心放在了治学上。心境平和、心灵平静、心理祥和、身体健康，应该是他保持充沛学术生命力的最大秘诀吧。

郑炜明：这与饶老做学问的精神也有一定关系。饶老做学问具有“超越”精神，这种超越不是硬超越，而是自然超越。他非常喜欢宋代的苏东坡，常以苏东坡为人处世的态度来勉励自己。他认为苏东坡的伟大主要在于精神上的超越，即今天的我超越昨天的我。饶老曾说过：要欢迎别人给你提意见，别人批评你，哪怕是批评错了也是有好处的。别人为何批评错了？有可能是你讲得还不很清楚，你就想办法把文章写得更清楚一些。别人的批评是对的，那就更好了，你能汲取更好的营养，才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向上。

在学术上，饶老总是以平等态度对人，即使是自己的学生。记得我在读大学一年级时，饶老将自己正在写的一篇论文拿来讲。讲完后，我提出有一两个与课题相关的学者在论文中没有提到。他听了很高兴，说：我自己以为很熟了，居然漏掉了。我估计那时他正在修改论文阶段，到论文最终完成时不一定会漏掉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学术精神上不断追求超越。他经常说：要知道别人什么地方比你做得好、做得深入，才有可能超越原来的自己。

学术周刊：饶老治学不仅涉猎广泛，还在所涉领域有所创新，推动了这些领域学术研究的前进。可否谈谈对饶老学术创新方面的一些感受与看法？

李焯芬：从一个门类延伸至另一门类，这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很可能会有所创新与突破。比如饶老的敦煌学研究，旁征博引了很多中国古代文学、史学资料，具有跨学科式的深厚国学基础。大约20年前，我曾向饶老讨教《史记》“禹迁三苗于三危”中“三危”的含义。在尧舜禹时代，苗人居住在黄河、长江中游流域。华夏民族从中原兴起以后，从山西、陕西过来，打败了苗人，占领了黄河、长江中游流域，并将其迁到三危。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多认为“三危”指敦煌三危山，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三危山不是很大，且是沙漠中一座光秃秃的荒山，几十万苗人迁到那里，怎么能够存活下来？饶老听后觉得很有趣，说我去研究一下。过了几个月，他给我看他写的一篇新论文，就是关于这个题目的。他通过查找商代资料，发现甲骨文中有关于“危方”的记载，由此得出三危并非指敦煌三危山，而是危方，即广大的西部地区。“方”指方国，在中国古代，华夏民族居住区叫中原地区，周边则被称为方国。为何加“三”？这是古代汉语的一种习惯称呼，如陕西被称为三秦大地，湖南被称为三湘大地。如此，《史记》的记载看起来就比较合理了。由于饶老精通甲骨文，所以他能将之延伸到历史研究领域，取得学术上的创新与突破。

郑炜明：在传统文化研究上，饶老还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与五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就是在清末学者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出土文物、传世文献———基础上，把出土文物分为了带铭文的与不带铭文的。之后，他又逐渐加了两重，一是人类学资料，即民族学资料；二是域外同一时期资料，这就构成了五重证据法。

饶老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清末以前都有涉及，他不做则已，一做必定做出成绩来。他不一定在每个领域都排第一，但综合起来看，如果学界也有如奥林匹克竞赛中的十项全能，饶老应该可以竞争前三名。

学术周刊：饶老不仅学术造诣深厚，诗书琴画等艺术创作也卓有成就。今年上半年，“学艺融通——饶宗颐百岁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展出了饶老80多年来的学术与艺术成果。可否结合饶老治学与创作精神，谈谈对“学艺融通”的理解？

李焯芬：饶老有非常深厚的学术底蕴与国学基础，文学素养非常好，因此，他的画有文人画的味道。他在艺术创作上，也像做学术研究一样，很有创新、突破精神。由于长期研究敦煌学，饶老时常到西北地区考察游历，十分钟情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山水，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山水“西北宗”论，并身体力行，用独特的笔法与墨法写西北山水，创作出《西岳》等一系列传世佳作。

“求真、求是、求正”

学术周刊：近年来，“饶学”成为学界广泛关注与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饶学”有什么特点？

郑炜明：饶老所涉研究领域广泛，经历又很传奇，非常值得研究。这种研究，与研究钱钟书的“钱学”等是一样的，就是对一个具有典范性的学人的研究。所谓饶学，就是希望通过对饶老方方面面的研究，来深入、全面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来说，饶学是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饶老把中华文化之学称为“华学”。他认为，关于“国学”，在中国来说是可以的，但在世界范围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学，并不很准确。关于“汉学”，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才叫汉学，中国文化不只包括汉族文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文化，且清代有汉学与宋学之争，容易让人混淆概念。现在中国文化研究是全球化的，比如华侨遍布世界，研究华侨史，研究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是否要纳入中国文化研究范围？“华学”超越了国家、语言的界限，就能把这些涵盖进来。因此，饶老主张“华学”的概念，有助于用全球性角度来研究中华文化。

学术周刊：饶老在谈到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时，始终强调“求真、求是、求正”，这如何理解？

郑炜明：饶老做学问是为追求真理，所以他的格言就是“求真、求是，求正”。他当然是有感而发，这与他做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当今学界有一些学者追求名利、地位，就是不追求真理，甚至做学问的手段也不正。从前辈一直到三十几岁的年轻后辈，饶老都与他们广泛交流。这需要很强的亲和力。在88岁中风之前，饶老一直保持着亲笔回复学者来信的习惯，认真提出一些意见与建议；他中风康复后，为了身体健康，很少回信了，但还会看书，评论谁的书写得好，谁的书哪里存在一些什么问题。

学术周刊：2001年，饶老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发表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演讲，预期21世纪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新时代，呼吁中华民族重建经学，有选择地重拾传统道德与文化。请谈谈“新经学”的具体内涵？提出至今，饶老及学术馆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李焯芬：饶老在北大百年校庆提到新经学，是因为他感到，今天的文艺复兴与13、14世纪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当年欧洲文艺复兴主要是在意大利，其背景是：大概11、12世纪，罗马帝国分为东罗马、西罗马，东罗马在希腊、土耳其，西罗马在意大利。当时东罗马被突厥人不断进攻，就把很多古希腊、古罗马文物及经典送回西罗马保存，大家开始重新阅读古代经典，重新重视起西方文史传统。欧洲文艺复兴其实就是从重新重视经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后又伸展到艺术创作。今天的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带动基建发展，挖掘出不少文物，带动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让更多人了解历史实貌，人们也开始重新重视传统文化，阅读经典著作。

饶宗颐学术馆已成立十几年，有一个学术团队专门帮助饶老记录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出版几十本关于推动文艺复兴、研究传统文化的书籍。此外，学术馆还举办了多场饶老的专题展览，就今年来说，4月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大型展览，12月在香港也会举办大型展览。学术馆在过去大约举办了100多场展览，并计划于2017年在主要展览东方文明的巴黎吉美博物馆举办一场展览，法国人拿走的敦煌文献也收藏在那里。我们准备到时把这批敦煌文物与饶老的敦煌学研究著作、艺术作品放在一起展出。

学术周刊：生活中的饶老是什么样子的？

郑炜明：饶老就是一个“古人”，如果生活在宋代，大概就是苏东坡的样子。他对于现当代的一些东西不太擅长。他在耶鲁大学做访问时的一件事，一时成为笑谈：饶老对待朋友很热情。有朋友来访，他说我来给你们弄顿饭吃，于是便到菜市场去买鸡，买回来直接把鸡放到了烤炉，以为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结果当然不能吃，不得不另下馆子。从某些角度也可以反映出，饶老是有多么专心在做学问。30多年前，我做他本科生时去他家，发现他看不懂电视，我给他解释后才能明白。可是，他是有大智慧的，凡是重大的人生选择都很准确，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他是永远站在抗日一方的，有人拉拢他，他宁肯逃也不愿留下。

饶老很注重健康。他说，做学问比的不是拼命，是长命。长命不是无所作为的长命，而是有所作为的长命。一些课题，不要争比谁做得快，而是要比谁做得好、做得精。他从少年时期开始坚持每天写书法、打坐，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加上他精神的超越性，这也许就是他高寿的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