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楼宇烈

■演讲人简介：

楼宇烈，著名国学家、哲学史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宗教学会理事、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主要论著有《中国的品格》、《温故知新》、《人文立本》等，发表文章有《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儒家修养论今说》、《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等百余篇。

楼宇烈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严重缺失，为重建并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界专家积极探讨、建言。日前，一直致力于传播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国学家楼宇烈先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做了题为“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特色”的讲座，结合时代特征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了深刻解读。本期讲坛版特编选部分文字，以飨读者。

■精彩阅读：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顺从自然，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其核心就是决定人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以“德”为本，而不是外在的“天命”。

□我们讲“真善美”，“真”是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善”是对伦理、道德的追求，“美”就是对艺术境界的追求。中国人不仅讲“天人合一”，也强调“真善美”的统一。

《人文立本》 楼宇烈著

科学时代信仰的缺失与重建

当今时代是一个讲科学的时代，是一个科学占据了话语权的时代，什么问题都要被问科学不科学。科学成为一切事物发展的标志，然而科学文化只是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环，尤其是我们今天所指的科学的概念。

科学这个概念有多种含义，其最基本的含义是《辞海》、《辞源》上所讲的“分科的学问”，我们当今的文化样式就是将学科分门别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学科则一直是综合不分的，简单来说就是传统文化是以综合性的学科派别来划分的。这是古今文化样式的区别，这种文化样式的不同，造成今天人们在认识传统文化时出现很多偏差。

自上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有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更不用说科学了。以儒学为例，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其本身是综合的，按照分科的观点，就什么都不是。得出这种结论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分清楚传统文化和近代以来的文化样式是不同的：前者是综合的，后者是分科的。用分科的去评判综合的，传统文化似乎就被消解了。

中国宗教中，我们信仰的神都是天地万物本身。天地万物变化莫测，本来晴空万里，突然雷雨交加，一定是有雷公和雨师，我们不认为是超自然的上帝在发怒。而西方文化中神是造物主、救世主，天地万物都是由神创造的，他们要重新唤起人们的自觉性，靠的是法律的权威和上帝的威严。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的观念，没有造物主、救世主观念，我们是自己救自己，强调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天地，对得起祖先、子孙。

现在，我们缺失的是敬畏：对自己的敬畏，对他人的敬畏，对世界的敬畏，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所以，我们回归传统文化，就是要帮助人们重新确立敬畏之心。有这么一句口头语可以说明东西方文化信仰的差异，西方人一开口，说：“Oh，mygod！”中国人一开口叫：“天哪！”西方人信仰的是上帝、造物主，而中国人信仰“天”。西方人信仰上帝、敬畏上帝，是因为上帝是一切生命能够维持的根源，上帝会拯救灵魂，上了天堂将与上帝同在，对上帝持有一种敬畏之心，懂得感恩。中国文化也是一样，它告诉我们不要忘本，要懂得感恩，要怀有敬畏之心。其实所谓的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在内，无非就是告诉我们做人不能忘本，要懂得感恩，要有一种敬畏之心，所有的宗教信仰最后的落脚点都是这三点。

今天我们应重新反思礼乐教化，礼教是不是只有“吃人”的一面？礼教是不是还有让我们真正懂得怎样做人的道理在其中？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将中国礼教的内容分为了四类：宗教、法律、习俗和礼仪。其中，法律是指一种自然法，人们所遵循的自然规范，不强制约束。这跟我们现在所讲的带有强制性的法律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贯穿着乐教。礼教相当于宗教，乐教相当于艺术，而理学相当于哲学。儒家崇拜的是“天地君亲师”，荀子将其概括为“礼”之“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生命的本源。“先祖者，类之本也”，先祖是这一类生命的本源。“君师者，治之本也”，君师的教育，让我们懂得做人的道理，懂得跟其他人相处的原则，懂得感恩，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做人之根本，更是我们生存之根本。

我们常常讲，做人做事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天，本是指生万物的天、自然的天，而这里还指祖先、子孙后代以及同胞百姓。春秋时期齐桓公和管仲曾有一段对话，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管仲回答说贵天。齐桓公就抬头看看天，管仲就说，“所谓天者，非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天就是老百姓意愿的体现和反映。所谓“良心”，良也是天，就是要我们做人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中国人的信仰是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简单来讲，对得起天地良心就是要敬重天。敬是礼的核心。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游历11个国家后回来说，中国要强大起来必须得有自己的信仰，有一个相对稳定统一的精神支柱作为支撑。

儒家要成圣，道家要成仙，佛教要成佛，都是靠自己的修养、修行、觉悟而超越自我，而不是靠造物主的拯救。中国的宗教信仰本身就是充满人文精神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

总之，礼教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懂得做人的道理。而这个道理，不是靠外在的力量，而是靠我们每个人的自觉自律，即所谓“为仁由己”。

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化不是靠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本身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这就是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人文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周易》里：“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就是不以武力，而以一种文明的办法，以诗书礼乐来教化人民，由此建立起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的文明社会。这便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一是高扬君权，重视师教而淡化神权。中国古代最崇敬的是“天地君亲师”，“天地”是万物的生命之源，“亲”是某一类生命的来源，代表的是某一类的祖先。而“君”（国）和“师”是教化的根源。在中国文化中，那种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神是没有的。在中国历史上，神权从来没有超过王权。二是高扬明道正谊，强调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既然人在天地万物中是最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那么人自身的提升就是最根本的。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明道、正谊、节制物欲、完善自我人格的观念深入人心。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体现出一种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礼乐教育来完成的。于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通过对天文刚柔交替的观察，来发现万事万物的次序变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化成是中国文化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人文化成，即通过礼乐教育来改变人的习性，形成一个整体、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国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化民成俗”，它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形成良好的习俗。比如诚信，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做事情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治理国家管理民众，需要教育，需要以人文来“化民成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质，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不但不能丢弃这一特质，还是我们极其需要的。

在中国文化中，自西周以来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而西方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它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16世纪以后传教士们从中国传回去的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他们以中国的人本思想去批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性的独立、自主，认为中国是一种最理想的社会。由此可见，欧洲的人本主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且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

西方人利用中国的人本思想去冲破中世纪神学文化的束缚，并将人的作用放大，使人从神的脚下站起来，并去主宰一切，继而改造世界、征服自然。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追究战争发生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资源财富的争夺。人为了得到资源和财富，而不顾道德、不择手段地去相互残杀。人完全被物欲所左右，人又一次自我异化，丧失了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而沦为了物的奴隶。因此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一批有见识的思想家，又一次提出了要确立人本主义，高举起新人本主义的大旗，而且几乎一致地认为，这种新人本主义的思想资源要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汲取。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当人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后，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得到肯定，人就要替代神来主宰天地万物了。随着理性的肯定、科学的发展、科技力量的增长，人们喊出了“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认为人类应当而且能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并且在作为人类理性力量的成果——科学和技术的日益发展、进步下，“科学主义”、“科技万能”的思想日益滋长。人类自以为凭着人类理性的力量，科学、技术的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主宰宇宙。原来与神本文化相对的人本主义逐渐被异化为人类要去主宰天地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了。而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又异化成了对自然资源财富的过度开发和掠夺，使人沦落为物欲的奴隶。这也是现代西方社会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却不会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其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存在一种“以天为则”的传统。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顺从自然，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其核心就是决定人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以“德”为本，而不是外在的“天命”。为了保持和不断提升自我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的引诱和腐蚀，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荀子·修身》中有云：“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思是说，君子能够控制和管理物，而小人就会被物控制住。所以人绝对不能去做万物的主宰，相反，恰恰是要向天地万物学习。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天地为榜样，向天地学习。如果去孔庙，人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用“德配天地”、“德侔天地”来赞扬孔子的。圣人的品德能够与天地相配，与天地一样高明博厚。道家讲的道法自然也是这样。“自然”不是现在自然界的概念，而是说事物的本然，是自然而然、本然的状态。“道法自然”就是强调人应尊重事物的本然状态。

我们不仅要向天地学习，还要向万物学习。“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要人们学习小草坚强的生命力。而最值得人学习的物，是“水”。老子《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就是说，水具有最高的品德。很多书里记载孔子遇水必观，中国最注重向万物中的水学习。水总是往下流，普润万物，从来不居功自傲、要求回报，这是谦虚的品德。水也能够包容万物，它没有自己的形状，而是随器赋形。水还有坚韧不拔、以柔胜刚的品德。水滴石穿，最柔弱的水滴穿了坚硬的石头，就是因为水有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的精神。古人说女人是水做的，女人柔弱，可她又有一种韧劲儿。以柔克刚，刚柔相济，这是双赢。很多人认为老子的自然无为是无所作为。其实，无为者非不为也，“推自然之势”、“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辅助当然要有动作、行为，但不敢以自己的私志、嗜欲去干预事物，不仅要遵循事物本然之理，还要看其所依靠的环境、条件是不是成熟。所以说，自然无为恰恰是最积极的有为。

因此，在中国文化中，一方面强调人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人不能狂妄自大、去做天地万物的主宰，而是要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优秀思想。

中国文化中的“艺”与“道”

中国的文化是艺术的文化，科技快速发展改变着整个社会环境的同时，也物化了艺术。

在中国文化里，“艺”这个概念非常宽泛。《礼记》记载孔子经常讲要以六艺来教育青少年，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礼、乐属于基本的文艺，指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包括唱歌、跳舞，相当于“文艺”。射、御属于体育运动，也可称为“武艺”。至于书、数，传统的解释指“书”为“六书”，即中国文字起源的六个方面：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书”也常被指为写字、书法。“数”，古代指数字和各种各样的计算方法，即算术，后来发展为术数，包括天文地理等等，可以称为“技艺”。六艺之中包含文艺、武艺、技艺，范围非常广，涵盖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知识和技能。朱熹《大学章句·序》中：“人生八岁……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古代儿童8岁入小学，在15岁之前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可见古人从小就要学习“艺”层面上的诸多知识，这对于提高个人修养非常重要。此外，小学还学礼乐之文，习惯成自然，长大以后自然遵守规范而行事。

武艺中“射”这项体育活动从古到今从来没有断过，只不过形式变了。古人非常重视“射”，因为这可以提升自身修养。《礼记》里讲，若要射中靶心，首先要端正身体；其次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再次，万一射不中，不能去埋怨靶不对，而是反求诸己、反躬自问，在“射”这一武艺中培养心性和技艺。现在社会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怨气冲天，大家你怨我、我怨你，怨天怨地、怨人怨事，怨气是一股很厉害的戾气，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反省一下自己，社会就会和谐得多。技艺的内涵也很丰富，包括中医，还包括制造器物等。

中国的艺术一定是跟内在的精神、价值观和理念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把这种内在的精神、价值观和理念称之为“道”。我们学习“艺”是为了上升“道”的高度，而非仅仅只满足于技能的提升。我们在生活层面广泛地享用“艺”的成果并深受“艺”的影响，“艺”既能提供享受又能为害于人，应用不好便适得其反。

中国文化从道和艺两个层面来看，不可分离。所以我曾经提出“以道统艺，由艺臻道”的精神，臻就是达到的意思，即要用道来统艺，也就是我们的文艺创作活动需要寄托一种理念、价值观和精神。

拿绘画来讲，“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说，“古画画意不画形”，就是说画画最重要的是画的内涵、意境以及所体现出的作者的精神状态，让人们从中体会并陶冶性情；苏轼也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也是强调看画要看画中所体现出来的意境，要看它能够给人们什么样的人生启迪，而非技巧。有诗云：“未出土时已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这两句话以竹子作比喻，让人们领会当一个人在没有出头、默默无闻时要坚守气节，要有大丈夫精神，而到飞黄腾达时也要虚心谦下。说到气节，我讲一个小故事。上世纪30年代，北大一群教授在聊天，聊到大丈夫的气节问题：大丈夫的气节，《孟子》里讲得很清楚，大丈夫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到这三条很不容易。这时，胡适先生在一边淡淡地说，照我看不够，还得加一条：“时髦不能赶。”我认为，这条加得太好了。现在有很多人，一赶时髦就伤到了气节。

比如昆曲，它可以跟印度的梵剧、希腊的悲剧、日本的古典戏剧“能”相提并论，并较它们更胜一筹。对于乐教，孔子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通过乐来完成对一个人的培养，把乐看成是人格的最高境界。在中国，道德教育和艺术教育的紧密结合，是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常常也是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我们讲“真善美”，“真”是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善”是对伦理、道德的追求，“美”就是对艺术境界的追求。中国人不仅讲“天人合一”，也强调“真善美”的统一。道德的追求和艺术的追求在极值点上是完全融通、合二为一的。有人说，中国人的生活是艺术的生活。

因此，艺术的实践和发展一定要遵循以道统艺、由艺臻道的传统精神，努力恢复艺术陶冶性情、净化人心、提升人生、和谐社会的本来功能，不要再让艺术异化为比拼技巧、追逐名利、刺激感官、煽动人欲、腐蚀人心、污染社会这样一种玩物丧志的状态。《论语》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了求道，立志是第一位的，如果沉迷于玩物那就容易丧志。艺与道不能脱离，艺若无道则没有灵魂。学艺如不能上升至道，那就只能沦为技艺。

天地万物，道通为一。道贯穿万物，并与万物融为一体，它无形无状，正所谓“大道不器”，包容万物。器是指具体的事物。我们经常说一个成语叫“大器晚成”，其实老子的原话是“大器免成”，“免成”就是没有成，也是鼓励人们不泄气，积极努力就会成功。从思想层面看，器是指包容性。还有一句俗语，“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就是说度量小的人当不了君子，没有气度也当不了大丈夫，但现在看起来前后句不对等。其实，这句俗语本来应写作：“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度和量是相对的，指没有度量的不是大丈夫。“度”在古代念duo，在今天被误传成“毒”了。

作为无形无象的道来说，它存在于事物变化之中，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规律。儒释道三家都讲气，各自所讲都不一样，但都有一特点，即都从最高层次上来讲。儒家育正气，要求为人正直、诚意正心、不自欺；道家养真气，保住先天之气，不受后天干扰；佛教化怨气，规劝人们以感恩之心化解怨恨。因此，育正气、养真气、化怨气可说是儒道佛三家所提倡的上达之学。古人说：“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这是要靠自己的心去体悟的。各种门类的“艺”都是可见、可听、可感的，必须通过听、闻、视、触，去体会内部所包含的道理，通过外在的形象，达到对其内在理念、观点的体悟与认同，以得到更高层次的智慧。

我们要遵循以道统艺、由艺臻道的传统精神，在“艺”中把握“道”，让“艺”为我们的养生、修心、审美及和谐社会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