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校注》的修订本即将出版了，这是一次对初版的全面整修，历时又是数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诸位也花费了很大心血。总编辑国辉老弟要我写一篇跋文，而我首先想起的就是白维国兄，想起与他在张自忠路“执政府大院”校订注释的日子。

一晃便是20多年过去了，往事历历，来在眼前。

卜键

那时对《金瓶梅》的研究已经很热，但缺少一个可靠的校注本，书中大量的方言俗语、江湖切口、佛道法事、医术药方等等，不那么好懂，直接影响到对文义的解读和全书的评价。曾经主持过《红楼梦》校注的冯其庸先生，提议以“词话本”为底本，认真做一遍校注，为读者提供研究的方便。该书的出版审批程序甚严，记得曾与冯先生多次到新闻出版署，最后得到时任中宣部王忍之部长的支持，终于获得批准。冯先生希望我参与其中，并说王利器先生推荐了白维国，他不熟，询问其情况。我与维国兄虽在研讨会上见过，也不算熟悉，但知他治学严谨，在社科院语言所工作，正在独立编写一本《金瓶梅词典》，当然是合适人选。就这样，我们在冯先生家见了面，议定由老白负责前50回，我负责后50回。已记不真切具体日子，大约是在1990年的冬天。时维国兄住地质大学的筒子楼，我在恭王府内的一间板房，条件都很差，亦不易于商讨沟通。又是冯先生找了一套房子，就在他所住的张自忠路“执政府大院”内西侧红楼，三居室，作为我俩的工作室。

《金瓶梅词话》书影

与同时代的不少人相仿，我的学习经历是残缺的，虽说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出版过相关著作，尚称刻苦勤奋，蒙其庸先生奖掖提携，实则朴学的功力远远不够。维国兄1964年进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文革”后成为社科院第一批研究生，参加了语言所的很多重大项目，是真正的古汉语学家。校注工作的开始阶段，我几乎是从头学起，老白堪称指导老师，拟订凡例，写作样稿，提供重要典籍目录，还要随时答疑解惑。好在本人入手也快，不久便走向正轨。而后半部与前文语词上重复甚多，又是维国兄拿来所做的全书卡片，省却我很大力气。

感谢冯先生，我们的工作室在那时堪称豪宅，且甚为幽静。这是一位人大经济系教授的住房，因长期驻外空了下来，我俩一人一间，除每周一两次必须到单位点卯，吃住都在那里。每到做饭时间，通常是维国兄先去把菜洗净备好，然后我从书桌起身，燃火开炒，啪啪一阵，两菜一汤便尔上桌，二人边吃边聊，时而议及一些疑难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认定他只会切肉洗菜，不善烹饪。终于有一次我被文稿吸引，起身晚了些，发现老白已然把饭做好，色香味俱佳。我有些吃惊，但见他施施然一笑，说到献丑了。然后是我说他深藏狡狯，他说我过分自信，但从那之后，我们便轮流担任配料和大厨了。

毕竟是做过中华民国的执政府，那个院子很大，主楼东侧是社科院日本所等单位，建筑虽觉密集逼仄，亦有新竹老槐、檐月松风，每天晚饭后我俩环行两周，散步时海阔天空，无主题闲聊。老白通常示人以缄默寡言，此刻则轻松愉悦，常开怀大笑，常也显现出幽默本色，将经历化为故事，将昔时承受之苦淡淡讲出。留给我很深印象的有这样一件往事：

说“文革”中他在学校两派争斗时乐得逍遥，与同学张光勤往北戴河，没钱住宿，发现某高干疗养院黑灯房甚多，便“潜”入偷睡，开始时犹胆怯谨慎，两三夜过后便觉精神放松，还要开灯看书、聊天嬉笑，结果被警卫发现。讯问他们的是一个中年军官，问明二人是在校大学生，浅责几句，也就打算放回了，随手翻阅他的笔记本，赞道：“哈，还能写诗啊？不错不错。”然后悲剧发生了———所写讽刺“文革”的诗被翻到，军官脸色大变，立即命人将他看押起来，光勤被放回报信。幸好维国兄根红苗正，也没审出什么来，几日后解送学校，便成为批斗对象。他说那时自己刚过20岁，一下子领教了世情冷暖，昔日的诗社好友大多积极或被动揭发，一个女同学冲上台去，厉声嘶喊：“白维国，你这个鬼难拿，终于被我们拿住了！”

这句话后来被我反复引用，以资调笑，并赠以“鬼难拿”，进而是“白鬼子”的雅号。维国兄开始时抗拒不应，渐也认领下来，有叫必应，不以为忤。曾问那女同学为何如此，好像也是一个因爱生恨的故事。记下这些，是想说两年多的校注生活，实在不像一般人理解的那样清苦枯燥，以至于完稿搬离之际，我俩都有些恋恋不舍。

那是“金学研究”新见迭出的时期，我们也会即兴即事作一些讨论。由于下过一番考校功夫，对词话本在《金瓶梅》版本系统中的原创地位，有了较深认知。如有人称说“崇祯本”（又称“说散本”）成书更早，认为词话本不早于万历中后期，也列举一些语例及晚出的几位历史人物。实则任何抄本的流传过程，加减增删都有可能，况时人还指明有“陋儒”补写了五回。从书中大多数语词，从其对流行文字的抄撮征引，可证初稿应成于嘉隆间，写作于山东地方，这是我们的看法。

1995年夏，《金瓶梅词话》校注本由岳麓书社印行。记得此前我俩专程到长沙定稿，该社夏剑钦社长、潘老社长、总编室主任周斌担任责编，足称重视。但两百余万字的文稿，实在无法短时间内细核一遍，加上并非全本，留下不少遗憾。此次修订再版，除补齐删节之原文，增加必要注释，也对原注一一检核，尽量予以订正，此一过程又迤逦数年。我事务繁杂，维国兄承担了较多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主任葛云波、副总编辑周绚隆、总编辑刘国辉、社长管士光都付出很多辛劳，特予说明，并致谢忱！

维国兄在上个月因癌症逝世，没能看到这部书的新版。两年前初闻其身染恶疾，我与妻子急往通州看望，他显得很豁达。后来多次相见，虽觉清减，仍是那一向的沉静平和，以至于我们都以为医生误判。未料一日突接嫂夫人电话，我与国辉即去医院看望，维国兄说话已很困难，断续交代身后之事，其中便有《金瓶梅词话校注》的修订版。泪眼相对，情何以堪！冯其庸先生今年已93岁高寿，考虑再三，没敢告诉老人家这一消息。维国兄一直埋首书案，留下一些未完项目，这也是其最大遗憾。我想：此书的出版，也是对老白、我亲爱的“白鬼子”的最好告慰。

（作者为著名学者、作家，现为国家清史办主任，有《从祭赛到戏曲》、《绛树两歌》、《嘉靖皇帝传》、《李开先传略》、《国之大臣》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