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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大兴城建成以后，远远望去，鳞次栉比、高低错落、秩序井然，又不乏美感，实在是一幅精妙画卷。

□正是有了充足的供水，生活在都市中的长安居民才得以把篁林幽竹、烟波叶舟这样的山野美景搬到了都城宅院之中，既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富足，复享田园乡村的优雅乐趣。

□壮丽整齐的都城里坊和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还只是一个城市的物质外壳，隋唐长安城所以能够彪炳史册、光耀千秋，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这里休养生息的人们曾经创造过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

《虢国夫人游春图》

隋唐长安城

隋唐长安城的倡建者是隋文帝。隋朝承袭的北周长安城，其基础是汉长安，至隋时，此城已有近800年。老旧的长安城街巷逼狭，宫宇朽蠹，“水皆咸卤，不甚宜人”，严重影响和制约了隋王朝的宏基伟业。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亲自部勘了长安附近的地形大势，谋筮从龟、瞻星揆地、精心选择，下诏兴建新城，城址选在汉长安城东南方向的龙首山。龙首山“长六十里，头入渭水，尾达樊川”，这里不仅“川原秀丽，卉物滋阜”，而且据传曾有“黑龙从山出，饮渭水”，黑龙行迹遂成龙首山。总之，龙首山在地理环境和风水寓意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开皇二年六月，新城开建，历时六月，即告竣工。工程由左仆射高颎总领，而具体的规划、设计则由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完成。隋文帝杨坚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公，故新城命名为大兴城。大兴城“前直子午谷，后枕龙首山”，东西长9700多米，南北长8600多米，总面积84余平方公里。城有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共分成108坊，里坊布局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呈棋盘式，白居易“千百家似围棋书，十二街如种菜畦”，正是对其里坊格局的形象描绘。宇文恺在规划和营建过程中，充分考虑并合理利用了龙首原六条冈阜高坡地形，在里坊布局上，“朱雀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乾卦六爻。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其地。”皇城两侧南北向十三坊“象一年有闰”，皇城正南东西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则取法《周礼》“九逵之制”，皇城以南各坊不开南北二门，以免冲泄帝王之气。大兴城东南角为全城地势最高处，且高地之间多有凹陷低洼地带，地形复杂，宇文恺因地制宜，凿之为池，以厌胜之。在建筑布置及层次上，宇文恺也颇费苦心。宫城和皇城位于大兴城北面正中，充分体现了所谓“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含义，“北辰”乃为天之中心。宫殿建筑规格最高，其规模和高度也自然最为突出，政府官署次之，寺观和显贵住宅又次之，最次为普通民宅。可以想象，大兴城建成以后，远远望去，鳞次栉比、高低错落、秩序井然，又不乏美感，实在是一幅精妙画卷。

但隋王朝并未因“大兴城”而基业隆兴，它很快就被李唐王朝取代，大兴城也因而换了主人。唐袭大兴城，取长治久安之意，改名长安城。从高宗李治开始，唐王朝对长安城进行了几次扩建和改建。先是龙朔二年（662年）修建大明宫，修建的直接原因据说是因为高宗染风湿病，太极宫（隋称大兴宫）低矮潮湿，而大明宫地势爽垲，视野开阔，可见，修建大明宫主要出于皇帝的生活需求。但在规划格局上，大明宫地处初九高地之上，突破了宇文恺“初九，潜龙勿用”的“六爻”理论。按《广雅》，“大明”为太阳的别名之一，取名大明则强化突出了皇权至上、唯我独尊的观念。大明宫建成以后，唐王朝又创建兴庆宫和夹城复道，长安城政治重心因之东移。唐长安城在平面上的中轴线是朱雀大街，而后来起实际作用的中轴线应该是大明宫、含元殿至大雁塔以至终南山一线，这条线正好位于广义的龙首原龙脊之上，是为长安城的“龙脉”。

据《管子》所言，建国立都除了川原广阔，还需水用充足。隋文帝放弃老城、兴建新城也是缘于水源问题。龙首原之南为连绵起伏的终南山脉，据竺可桢先生考证，隋唐之时，关中地区气候温润，终南山被郁郁葱葱的植被所覆盖，良好的气候和植被有利于涵养水源。隋唐长安城所在位置水源充足，除了渭水、泾水以外，尚有毯、灞、沣、滈、涝、潏六条河流从终南山流出。司马相如《上林赋》曾咏唱道：“终始灞毯，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尽管他所描绘的是西汉时期“八川分流”的盛况，依此却也不难想象隋唐“八水绕长安”的壮丽景象。为了让长安居民享用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在隋唐长安城修建之初，宇文恺根据地形、地势相继开凿了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到了唐代，除了继续使用这三条水渠之外，还开凿了具有运输功能的漕渠和增大曲江池水量的黄渠。这五条主干渠道从长安城东西两面分别把八条河流引入城中，每条干渠又分若干支脉，分别通往宫城、皇城、禁苑、里坊、曲巷等各个部位。长安城内渠道纵横，呈网状分布，“八水五渠”遂构成长安城最基本的水利系统，既解决了长安城内的生产、生活用水，同时也补充了城市的地下水源。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引入城内的水流，隋唐长安城还在都城里坊和皇家禁苑开凿了众多池潭，据考证，现在可知的约有57个。这些池潭有的是为漕运而开凿，如广运潭和西市潭；有的则是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精神信仰的放生池，如东西市的放生池、大兴善寺放生池等；而绝大部分池潭都是供人游赏，它们大都分布在皇亲国戚、显贵豪富的宅邸之内。如果说“八水五渠”是长安城的生命血脉的话，这些星罗棋布的池潭就像串联在经行脉络上的一颗颗漂亮的珍珠，它们与“八水五渠”一起将长安城装点得风姿绰约、秀色怡人。唐代诗人就此写过很多诗，写水渠“行云泛层阜，蔽月下清渠”；写池潭“鸟戏翻新叶，鱼跃动清漪”；写闲观池水，流连忘返，“坐阅清晖不知暮，烟横北渚水悠悠”。长安永宁坊前京兆尹杨凭宅内池潭几经转手，后为白居易所得，白居易写诗曰：“何如此庭内，水竹交左右。霜竹百千竿，烟波六七亩。泓澄动阶砌，澹泞映户牖。蛇皮细有纹，镜面清无垢。主人过桥来，双童扶一叟。恐污清泠波，尘缨先抖擞。波上一叶舟，舟中一尊酒。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或绕蒲浦前，或泊桃岛后。未拨落杯花，低冲拂面柳”。正是有了充足的供水，生活在都市中的长安居民才得以把篁林幽竹、烟波叶舟这样的山野美景搬到了都城宅院之中，既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富足，复享田园乡村的优雅乐趣。

壮丽整齐的都城里坊和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还只是一个城市的物质外壳，隋唐长安城所以能够彪炳史册、光耀千秋，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这里休养生息的人们曾经创造过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皇族贵戚是隋唐长安城的核心，他们所创造的宫廷文化是引领长安文化的典范。从现存宋摹本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即可隐约窥见盛唐宫廷文化的冰山一角。此图描绘的是天宝年间杨玉环三姊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的情景。全图八骑九人，画面人物穿着轻薄鲜丽的春衫，桃红嫩绿交相辉映，人物姿态轻松，马蹄举步轻缓。原图作者张萱用“绣罗衣裳照暮春”的手法表现画面主题，线条流畅、疏密有致、气韵流动、雍容典雅，让人自然感受到一股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气息。杜甫诗歌《丽人行》，写的也正是以虢国夫人为首的杨氏姊妹上巳节长安曲江边出游踏春的景象，其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盛唐时期的画家和诗人不约而同地将神思、笔触投向同一群体、同一主题，与其说是揭露奢靡，旨在讽喻，还不如说他们主要意在表现一种引领都市风尚的宫廷文化。画面和诗歌中洋溢的雍容华贵、自信乐观，不正是长安文化的精神风貌吗？

长安的科举考试以及与此相关的士人文化也是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其中，进士科放榜后接连举行的曲江游宴、杏园探花、雁塔题名，声势煊赫，影响巨大。《唐摭言》载进士曲江宴盛况云：“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曲江游宴后的节目是杏园探花，杏园在曲江之西，北面紧邻慈恩寺。所谓探花，就是在同科进士中选择两个年纪较轻、长相英俊的人，让他们骑马遍游曲江附近乃至长安的各处名园，以采摘牡丹、芍药等当时长安流行的名花为噱头，赏玩宴游。孟郊诗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的正是杏园探花的得意狂放之态。此后就是慈恩寺雁塔题名，《唐摭言》卷三载：“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於慈恩寺塔下题名。”新科进士将自己的名字用朱笔题写在雁塔之上，是非常荣耀的事。白居易中第后，雁塔题名，按捺不住喜悦之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刘沧“紫毫粉壁题仙籍”，则简直把雁塔题名看成是荣登“仙籍”。科考本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政治活动，最终演变为风靡甚久、遍及士庶的长安文化盛宴。

中唐诗人元稹《西凉伎》有曰：“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元稹诗中写到的开远门为长安西城北来第一门，隋称“开远”，唐时改为“安远门”，“开远”、“安远”寄寓开疆拓宇、靖边抚远之意，此门是唐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南部新书》说：“平时开远门外立堠，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为万里之行。”“堠”是古代瞭望敌情或记录里数的土堆，开远门外的一个小土堆，唐人竟寄寓其“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的宽广视野，这不能不让人感叹。“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或许正是由于唐人这种开放、大度、包容、恢弘的文化心态，唐朝国威和文明得以四海远扬，长安城最终成为当时万国敬仰的文化圣地。左图右史，追古抚今，长安的文化脉络得以在眼前渐次呈现，禁不住对过往和未来多了一份向往，也多了一份期许。

（作者系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