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团”，能否取暖？

２０１３年，最高法院就给出了“消费者维权从单打独斗走向了集体维权的时代”的分析。然而，这一降低了消费者维权时间和经济成本的“抱团维权”模式，走得并不容易。

为车辆合格证奔走一年多的田先生说，自己在维权过程中遇到了多名有同样遭遇的车主，组建了维权微信群后发现由于涉及多个企业的纠纷、事件较为复杂，行政监管部门处理有难度，最终走上了打官司之路。“集体维权的社会影响力更大，分工合作后收集证据的时间成本较小，打官司平摊后经济成本较小。”田先生说，但即使如此，群里的５０多名消费者，也只有不到２０人选择了用法律手段维权，“剩余的人有不少持观望心态”。

“集体维权确实有增加的趋势。”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李鸿说，消费者维权的首选一般是各级消协组织和行政主管部门，当事件通过行政手段难以化解后，才会有部分消费者在衡量了得失后选择进入耗时更长的司法程序，这也就意味着进入了司法程序的案件往往具有案值较高、案情复杂、处于监管难点地带等特点。

为田先生等消费者代理案件的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山说，集体维权诉讼虽然更容易引起重视，但并不代表维权之路就走得很容易。为了找回合格证，消费者一方把４Ｓ店列为被告，把金融公司和汽车生产商列为第三人，结果庭审中三家公司打起了“太极”，都说合格证不在自己这儿。“虽然官司已经赢了。但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如果实在找不到合格证在哪里，就申请生产商重新出具。”张晓山说，虽然时间成本较高，但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公益诉讼，脚步何时不再沉重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消保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显示，新消保法实施两年来，消费公益诉讼仅成功一例。

２０１５年７月，上海消保委对三星和欧珀的手机预装软件提起的获得法院受理的公益诉讼第一案，在短短的数月中引发了一场“蝴蝶效应”：作为被告的三星、欧珀向公众承诺并积极落实整改，并非被告的苹果、华为等厂商也声明将开始或已经开始改变其预装软件政策，而主管部门工信部也就新规征求意见，拟实现预装应用软件可卸载等，基本涵盖消保委诉讼时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

但公益诉讼对于消费者集体权益的维护，“威力”明显“乏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报告中直言“消费公益诉讼推进缓慢”，分析指出原因有三：一是消费公益诉讼是新生事物，消协组织对此缺乏经验，也缺少相应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支撑；二是有关的诉讼规则、配套制度尚待明确，特别是受案范围、程序规则、举证责任、费用承担、赔偿标准等问题，影响了公益诉讼的开展；三是消协组织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陶爱莲说，希望公益诉讼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同时，能够起到消费维权领域的示范效应。专家则指出，要破除集体维权难度大、公益诉讼胜例少的现状，不仅需要各级消费者维权组织增加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更需要为维权创造环境。

据悉，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表示，正抓紧制定《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人们期待，随着公益诉讼制度不断完善，消费者权益能够得到更加切实的保护，进而推动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