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从微信中得知杨绛先生病重就很为之担心，5月25日传来噩耗，在悲痛中瞬间头脑有种停滞的感觉。接着，网络上接踵而至的追思、悼念，颇有与巨富、球星、影星、网红等名流比肩的气象。在各界名人中从世界范围看，学界人物的关注度是很排后的。即或杨绛先生集学者、作家、翻译家于一身，她的界属还是学界。

追思、悼念杨绛先生的人既有耄耋老者，也有花季少年，但是以有相当阅历者居多。在悲痛之中再展读先生的一些美文，内心刻印的是“沧海月明”“蓝田日暖”的沧桑感。这位百岁老人度过了从清代到“互联网+”的时代，她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太多太多的人事变故，她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书，一部历史。

我读杨先生的书始于她的名译《堂·吉诃德》，随着年事的增长，更爱读她的散文、随笔之类的作品。她的散文作品读多了，不由得心中浮现出一种玉的意象。她自己曾经以湍流激浪中的石头为比，谈了人生体悟。中华民族崇尚玉的历史悠久，玉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对于世界文化也是一个宝藏。从文化学的层面来说，玉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极为重要。我觉得，中华民族对于玉的崇拜源于天地人一体的理念。试想，或深藏于崇山峻岭，或潜卧于湍流之下，接收日月的光辉，吸纳山川的精华，历经无数代的风风雨雨，它悄然无声。但是一旦面世，它以无言的穿透力直达人的心扉，又和人融为一体。人们为它的生命的厚重而欣喜，敬畏；为它的不着文字的叙述感悟人生；为它的淡定光润而心中平和；甚至认为它能驱邪扶正而让人勇气大增。可以说玉是深藏于我们心灵的一种文化。其实玉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品格，成为中华民族的潜意识：任何一块玉都不是只享受风花雪月的温馨，它也经历了各式各样的灾变和险恶。即使是价值连城的宝玉，不是还要承受“玉不琢不成器”的过程吗？想来想去，我越发觉得杨绛先生就是一块瑰玉。杨绛先生本人讲过,我们“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可以说，杨绛先生讲的就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是人生成长的哲理。细想一下砂石成玉的过程不就是一种历经风雨的打磨后的内在的升华吗？杨绛先生用自己的人生体悟做了直白的阐释。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只为享福来到这世界，总要为世界做点事情，这就要磨炼。杨绛老人说：“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她吃苦受累有不称心，才能养成坚韧的品格。”这就是玉石精神。

一直有人说钱锺书、杨绛身上有很重的贵族精神。这在过去是贬义的。但是在我国“知识分子”已属于工人阶级的新时代，他们只是超前一些而已。“读书人”贵在自尊，贵在精神的独立，“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这和鄙视其他劳动者毫无共同之处。杨绛老人在言行上已经作了最好的解答。“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为此，作为王谢堂前的燕子，她也给平民百姓送去春天的歌。被打成“牛鬼蛇神”之际也仍然昂首保持人的尊严。

作为学识渊博的大学者，既能著译、创作，赢得崇高的评价；作为贤妻良母，她为丈夫、女儿无私奉献。既下得了厨房，更登得了殿堂。“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也可以一致。当然每个人未必都能如此。如果拿西方女性主义的高论衡量，她或许是被批评对象。但是家庭的和谐是唯一标准，一些理论没有普适性。玉的柔润晶莹和女性的无私奉献不是也很相通吗？

杨绛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一个多世纪的历程都在和书打交道。她教诲年轻人读书的箴言弥足珍贵。她在《我们仨》这本自叙传中讲了一家人如饥似渴的读书生活，她的读书体会在当今时代更应引起反思。她强调，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发财，而是成为一个有温度懂得情趣会思考的人，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人们更宽容地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这是把人生体悟和书本理解完美统一的至理名言吧？当下最多见的是各式各样的哲理教诲，比心灵鸡汤还繁多。一些人张扬一种“片面的深刻”，不仅有愤青还有怨老，似乎都有发现了类似爱因斯坦理论的高明，不过恕我直言，那不过是浪费自家生命，更戕害年轻人的生命。杨绛老人说：“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读书能让人遇到更好的自己。”读书还是要人变得更美好。这就是玉不琢不成器吧？在“互联网+”时代，首先是一个学习的时代。无知识是浅薄的导引，各种优秀书籍所蕴含的宝贵经验是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前行的助力。像杨绛老人这样的智者的肺腑之言给人们的是正能量。

杨绛先生的去世被如此关注还在于引发人们对于百年中国文化的反思。在杨绛先生这样的老一代学者身上,还有许多进一步需要发掘的财富。和她的同代人、比她年少的都相继谢世，从文化传承方面来说，有哪些该做的大事我们还没有重视？不管他们的辉煌还是遗憾与瑕疵，都深深地打着时代的印痕，这如玉石会把各个时间段的风雨刻在身上。对于宝玉也不仅是把玩，而是通过它立体地认识世界。在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转型期里，是有重要价值的。

平生见过杨绛先生，但是没变为当面请教的机会。记得1988年晚秋我从日本留学回来，应戈宝权先生和夫人梁培兰的邀请，曾有近半个月住到他们的干面胡同的宅邸。在那个院子里有多位学界名人。有一天，我在楼下，有人告诉我一位女士就是杨绛先生。我目睹先生典雅的风采，本想到面前问候，请教。一想当时除了她的译作，其他一无所知，浪费人家时间很不礼貌，于是作罢。2004年，陈漱渝教授来长春，他赠送了我一本杨绛先生刚刚写完出版的《我们仨》有一家三口印章的珍藏版著作。我很快通读了一遍，“锺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仅就这一句话已经感动万分。作为她老人家的读者、晚辈，以此短文为她祈福，送行，请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