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整个中国文化的传承围绕一些根源性的经典展开发挥，这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

记者：您在文章里特别强调诠释经典的重要性。比如谈到魏晋时，同样是《庄子》 ，不同的阐释，会带来对庄子完全不同的认识。您也曾说过，埋怨祖宗是不肖子孙，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可否这样理解， 20世纪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有很多批判，包括对孔子，对这种批判您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楼宇烈：不能说完全否定，那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记者：对传统您的态度是“择善明用” ，强调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可以转换，关键在怎么运用，这其实也是对当代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典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曲解，这种曲解是现实存在的，有一定的历史与影响；同时现在还面临很多现实问题，需要当代学者做出自己新的阐释。

楼宇烈：是这样的。整个中国文化的传承是围绕一些根源性的经典展开发挥，不是否定前边，再来新的一套。所以要不断诠释，不断纠正。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的争论，比如理学家从一个角度讲孔子，心学家又从另一个角度讲孔子，到了清初，又有人说他们讲的才是真孔子。阐释确实有很大的主观性，所以诗无达诂，这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特色。作者有作者的意图寄托，阅读者、欣赏者有他们的重新创造。这也说明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在中国文化当中，阅读者、欣赏者都具有主动性。诗无达诂也是中国语言的模糊性带来的，有时候要超言绝相、得意忘言，才能把握精髓。这种思维的养成、恢复，并不容易。我们现在受西方影响，认为文字语言是精确的，表达的意思是公共的、普遍认同的，其实不是。现代人读传统文化典籍，很多情况下面临的不完全是语言表达的难题，而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记者：研究中国文化，您认为要四通八达，这看上去非常难，现在大学教育，越是博士学得越窄，怎么可能四通八达？但您又提到，中国文化有“述而不作”“理念相通”两个特点，在发展中逐渐汇聚成九部具有根源性的典籍。如果从这九部经典入手，向四通八达努力，在实践层面会变得更为简易。不过现在大学教育很难九部经典都涉及，比如中文系很少会开设《周易》课程。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想对九部经典有所涉猎，您有什么建议？

楼宇烈：中文系不学《周易》 ，哲学系则不读《诗经》 ，但很多哲学典籍里一天到晚引《诗经》来说明问题，不学《诗经》怎么能懂？我讲四通八达，八达是形容，走到哪条路都行。主要是讲四通，文史哲要通、儒释道要通、中西东要通、古近现要通。至少搞中国文化的，这四个方面如果能打通，条条大路通达。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今天提一个新观点，明天再提一个，而是中国古人发现了天地人总体的规律，我们能够把这个规律掌握好，再到方方面面的实践中去创造。这也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叫做述而不作，只是阐述，不强调创作。述而不作是孔子讲的，在传承中，从周代开始慢慢形成了一些经典，可以用“三、四、五”这三个数字来概括，即“三玄、四书、五经” ，一共12本。三玄指《老子》 《庄子》 《周易》 ，四书五经大家都很熟悉。合并其中重复的部分，一共是九本书，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这只是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经典，再加上佛教，我提出“九经、三论、一录” 。在中国历史上，从隋唐开始形成三教主体文化。唐玄宗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选了三本书， 《孝经》 《道德经》 《金刚经》 ，囊括了儒释道三教，亲自做注解，让全国人民学习。 《道德经》和《金刚经》都是五千多字， 《孝经》六千多字。但我对《孝经》不是特别满意，儒家的内容实际更丰富。我准备把《孝经》换成《大学》 《中庸》 ，两篇加一起也是五千多字，再加上《道德经》 《金刚经》 ，作为儒释道三教的大经典。另外我还找出了三部小经典， 《心经》 ， 260字，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 ， 300多字，然后再从《礼运篇》节选400多字，作为儒家的代表。 《礼运篇》节选的400多字，强调儒家核心理念，特别是我们忽视的，如“人者，天地之心也” 。心支配人的一切行动。人作为天地之心就告诉我们，你的一动，天地就变了。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古人最清醒地认识到人的身份、人的地位。人不能胡来，人是天地之心，你怎么做，天地就怎么变。我们现在天地变化不都是因为人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