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也是一位极其复杂的作曲家，他一生坎坷、经历颠簸、内心矛盾，但又是才华横溢、多才多艺、身怀抱负。江文也多重的人生经历和他多元的音乐创作一脉相承，伴随着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不同的文化影响和艺术环境的碰撞，不同的哲学思考和审美追求的冲突，造成了江文也创作定位的不确定性和创作风格的迥异性。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内心世界。

中国民歌《凤阳花鼓》江文也编曲

江文也

一

江文也出生在台湾，6岁随父母定居厦门。他的启蒙教育是在厦门由台湾总督开办的日文学校，13岁去日本读书，中学毕业后听从父亲安排就读电器机械专科学校。由于喜爱音乐，从声乐活动开始逐步走入日本音乐界。1938年日伪时期受聘北平师范学院音乐系任作曲和声乐教授，从此定居北京。台湾—厦门—东京—北京，看起来并不是太复杂的迁移，却赋予江文也十分复杂的经历。

江文也的音乐生活是从声乐演唱开的。1930年他随日本声乐老师阿部英雄学习声乐发声，两年后，他从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时候参加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应聘考试，顺利通过并被录用。同年，他以“江文彬”为名参加当时由时事新报主办的日本第一回音乐大赛声乐组的比赛，成功入选。第二年又在同一项音乐比赛中顺利入选，也因此开始奠定了他在日本的声乐演唱地位。江文也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他虽然不是音乐科班出身，但却屡屡在音乐比赛中获奖。从1934年至1938年回到中国，江文也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创作了各类题材的音乐作品近30部，他曾5次荣获日本音乐大赛作曲奖，获奖作品包括4部管弦乐和一部合唱。

江文也是中国人，是台湾籍的中国人。幼年时生活中的乡土情谊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内心，这是永远磨灭不了的家乡情结。年幼时所接触到台湾的自然、山水、风俗、文化以及民间艺术都深深地积存在他的潜意识记忆里，成为他创作冲动的源泉和音乐风格形成的基质。正因为如此，江文也早期的创作生涯虽然在日本度过，但他依然念念不忘台湾故土和家乡音乐。早在1934年4月，他创作的第一部钢琴曲就命名为《台湾舞曲》。1934年创作的女高音与室内乐《四首高山族之歌》，1935年创作的男高音与室内乐《五首高山族之歌》，以及1936创作的声乐套曲《台湾山地同胞歌》，江文也创作这三部与台湾原住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声乐作品，不能不说是他潜意识里的童年记忆所引发的创作冲动。1936年创作的三幕歌剧《泰雅之恋》（《高山族之恋》），最终虽然未能完稿，但他的创作出发点依然是对台湾的怀恋和热爱。受作曲家齐尔品邀请，江文也于1936年到北京和上海考察中国音乐，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中国两座大都市的文化和生活，在这期间，他创作了钢琴组曲《断章小品》十六首，无疑是他创作中国大陆题材音乐作品的尝试。《卖糖小贩的金芦笛》、《午后的胡琴》、《月下琵琶》、《北京正阳门》，这些标题都说明江文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台湾人，也同样是一名台湾籍的中国人；他的民族风格创作之路，不仅立足台湾，还应该立足整个中国。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江文也于1938年受聘于北平师范学院音乐系任作曲和声乐教授，并在北平成家，养儿育女，直至逝世。

1938年至1948年，这10年是江文也音乐创作的高峰时期。期间创作的体裁涉及管弦乐、钢琴、独唱歌曲、合唱、舞剧音乐、宗教歌曲及戏曲配乐。在为数极多的音乐作品中，几乎全部都是中国题材或中国风格。此外，江文也于1946年至1947年创作的众多的宗教圣咏，也都是根据中文译词创作的富有中国音乐风格的作品。作为学习和研究民歌的副产品，这期间江文也还编创了《中国民歌集》。从这10年的创作和音乐活动来看，江文也的确是带着中国情结回到中国，定居北京。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的江文也创作了郭沫若作词（长诗《凤凰涅蓜》片段）的合唱《更生曲》，并在欢庆北平和平解放的联欢会上首演。正如歌词中写道：“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春潮涨了，死去的宇宙更生了”，这无疑是江文也对新中国的诞生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57年“反右运动”，这8年间江文也创作了《第三交响乐》等14种。看得出来，在新中国的阳光沐浴下，江文也的创作灵感源源不断。遗憾的是，1957年秋天，江文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右派”，同时被撤销教授职务，降低薪金，调离作曲系，先后到函授部和图书馆工作。从1957年至1966年将近10年的时间里，江文也的作品被禁演，创作受到种种限制。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江文也遭抄家，家中珍藏的乐谱、唱片、手稿和书信均被抄走。

“文革”结束后，江文也很快投入到工作中，开始整理家中少量的书籍和乐谱，准备大干一场。如同他在手书便签中写道：“继续奋斗下去，用尽到最后一卡的体热量。然后倒下去，把自己交给大地就是了。”1978年，江文也开始酝酿一部大型管弦乐创作，标题为《阿里山的歌声》。江文也求成心切，想追回逝去的年华，他日以继夜地创作，很快就完成了《阿里山的歌声》五个部分管弦乐配器的初稿。遗憾的是，1978年5月4日凌晨四点，江文也突发脑血栓症，送医院治疗，但由于住院时医院发错了药，导致病情恶化，造成长期瘫痪。《阿里山的歌声》终究在冥冥中消失，它未能再继续，它带着无限的思念和希望陪伴着作曲家度过了整整5年……5年后，1983年10月24日江文也离开了人世。

二

江文也是一位悲剧式的人物。悲剧的人生经历所酿成的心灵苦酒一直在迷醉着他的内心世界。江文也早年的音乐活动主要在日本，他的成名也隐约作为一名日本作曲家出现。回到中国后，他拒绝受聘北平敌伪组织“新民会”之职，显然他是有政治立场的。但作为一名作曲家，他却又接受了为《新民会会歌》等歌词谱曲，这又造成他作为一位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的永久遗憾。1945年6月江文也遭到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日籍系主任的革职。此时，他在中国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每周骑毛驴到北京郊区门头沟在同乡开办的“宝福煤矿公司”挂职。抗战胜利后，他依然留在北平，拒绝了朋友约其同往日本。但是，正当他开始恢复作曲之际，却又遭到政府当局逮捕，关押在战俘拘留所，原因是当年他曾谱写过《新民之歌》等敌伪歌曲。在拘留所拘禁10个月后江文也被予以释放。在以后长达3年的时间里，江文也主要致力于宗教音乐的创作，受北平方济堂圣经学会之约，他创作了众多中国风格的宗教圣咏，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

江文也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有着远大的抱负，他在《写于“圣咏作曲集第一卷”完成之后》一文中深情地诉说：“我知道中国音乐不少缺点，同时也是为了这些缺点，使我更爱惜中国音乐。我宁可否定我过去半生所追求底那精密的西欧音乐理论，来保持这宝贵的缺点，来创造这宝贵的缺点。”他甚至可以舍弃自己半生的追求，而回归到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具有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神世界之中。他说：“我深爱中国音乐的‘传统’，每当人们把它当做一种‘遗物’看待时，我觉得很伤心。‘传统’和‘遗物’根本就是两样东西。‘遗物’并没有血液，没有生命，而‘传统’，就是在气息奄奄之下的今天，可是还保持着它的精神——生命力。”他还认为对传统不仅应该珍爱，还“应该创造一些新要素”给与其丰富与发展。江文也的民族音乐抱负鲜明地体现在他一生的创作中，从最初“台湾风格”的不自觉追求，到后来倾注大量心血“中国风格”的自觉创造；从最初海岛地域的小我民族主义，到后来中华音乐文化的大我民族精神；江文也的内心世界经历了一场风暴般的洗礼，这洗礼的真正动力正是来自他潜意识里的中国情结。

江文也历尽人间辛酸，一生极为波折，但他的内心始终装着一腔坚韧而不屈的沸腾热血，在他那颗对艺术执着追求的心里持久的奔涌，化作无比强大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江文也尽管伤痕累累，他终究还是一名成功者，他的艺术精神和音乐抱负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早在1932年，江文也刚刚步入音乐界不久，就撰文写道：“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同样要受到烦恼的洗礼，那么，为了艺术（我）能受更深的苦恼……并非想把艺术故意弄成难以理解的东西，而是为了能有诗人的情感及作曲家的热情能受更大的苦恼。”这分明是一位作曲家对自己艺术追求的真实表白，为了艺术、为了音乐，他情愿承受一切苦恼。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生竟然真的充满着苦恼，甚至痛苦和折磨。1938年之前，江文也在日本从事音乐活动的最初年头里，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春风得意、事业节节上升；但从精神层面上看，江文也一直被日本人另眼看待。然而，这种歧视并没有影响江文也的音乐创作，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包括管弦乐、协奏曲、奏鸣曲、室内乐、艺术歌曲和舞剧音乐等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40余部。新中国成立以后，江文也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的筹建，并被聘为作曲系教授。此后他又恢复了多种题材的音乐创作。

江文也从未放弃过他的艺术追求。十年“文革”，江文也被迫下乡劳动，而且劳累成疾，但他还是坚持阅读日文音乐书籍和整理资料。江文也的心永远向着光明的一面，即使在极度失望的境况下，还是充满着希望。1972年6月，他给在湖南农村插队的三儿子小工的信中写道：“你应该理解这场风神的即兴演奏，在我过去不短的途中，我是碰到了不少次的这种风神的恶作剧的。我这五六十年是不平凡的，崎岖险恶，有牢狱、有贫困……旋风的恶作剧，也只不过是舞台上的一个场面……我相信，你是不会为一时的风神恶作剧而丧失信念的。你看，不是午前灿烂的阳光正在照耀着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吗？”这是一封家信，但也是江文也内心世界的写照。他的心里装的是悲情和矛盾，装的是宽广的艺术天地，装的是深深的乡情和民族音乐的抱负，装的是中国人的文化情结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执着追求，装的是一腔热情和沸腾的血！那是一颗持久的心，伴随着江文也富有诗意的人生心途永远跳动着……

（本文系根据《人民音乐》2016年第8期同名文章删选，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