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老还记得，您在病床上反复吟唱《红梅赞》，那是您生前最喜欢的歌，每每唱起来，中气十足。

我们揣摩，这首歌词里写着您毕生的信念。

您跟秘书陈明说起1937年您从家乡苏州辗转前往延安“朝圣”并加入共产党的故事，轻描淡写：当时就想，日本人打进来了，我们年轻人该怎么办？

陈明说，年仅17岁的您放弃了已经学了半年的中医，也放弃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义无反顾地踏上抗日救亡的战场。因为投身革命，您的父亲惨遭侵华日军杀害。

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您很少提及，您的家人也知之甚少。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您当年入党时的心境，您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时，是否想到之后的78年初心不改？

在我们的采访中，曹老哭一时笑一时，埋怨您：“不会做饭，对家里事也很少操心，但有一点好，就是没有二心，对我是这样，对我们党也是这样。”

您曾经在报纸上讲参加“百团大战”“中原突围”，说起在枪林弹雨中的出生入死，您说：“革命战争年代，党指挥枪，党指到哪里，我就冲到哪里！”

何止战争年代，在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年代，您依然本色不改。

曹老至今还有些委屈：1961年春节前，时任41军政治部副主任的您，接到赴武钢工作的调令，“春节也不在家过了，卷上行李就走，把我和孩子们留在了广东”。那时候，曹老生病住院，没人照顾，但她心里明白：“老沈就是这样的人，组织有需要，他刀山火海都立刻去。”

81岁的武钢原副经理胡锡三说起您，很是感佩：“‘文革’中，老沈一边挨批斗，一边抓生产，做到了炉子不熄火，轧钢不停机。”

但是曹老知道您受的罪：“他多年腰疼就是那时候挨批斗落下的病根。”曹老说，您怕家里人担心，更要在武钢的职工面前撑住，让大家看到希望，在人前“从来都是腰板挺得直直的”。

从部队到企业，您的工作跨度很大。但熟悉的人都说，您从来没有任何抱怨和牢骚。大概在您的字典里，只有“服从组织的安排”，只有党。

“沈因洛90多岁还能大段背诵党章，这些内容早就烙在他心里了。”曾跟您搭班子的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曾重郎说，自您1995年8月离休以后，每月的支部活动都按时参加，每月的党费都按时交纳。

在您的书房里，翻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等书本，红色水墨笔勾画的波浪形、三角形、椭圆形等标记符号随处可见。

陈明至今还记得您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那是2月19日早上8点半，您去世的前一天早上，陈明给您读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您问了这个问题。他担心回答不够准确，便说等第二天查阅资料后再回答。但准备好的答案却再也无法告诉您了。

陈明说，那么多职务，您只看重党员身份。您曾多次说，在您去世后，只需在报纸上写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党员沈因洛于什么时候去世，享年多少岁”，而且叮嘱：“一定不能忘记强调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担当：拼尽全力干事业

责任心重，当起官来比别人都累

都说人走茶凉。但您的名字，对武钢人来说，永远都是温暖的。

从41岁到62岁，您在武钢工作了21年，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钢铁事业。但是当时，你担下来的并不是个好差事——恰逢三年自然灾害，苏联终止援建，项目专家撤走，武钢大批项目停建停产，处境异常艰难。

而且，对于钢铁生产，您还是个“门外汉”。

89岁的王国连当年是武钢办公室文员，他还清楚地记得您身着布衣，骑着自行车，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的身影。“沈经理当时在办公室里铺了个床，一连几个月和一线工人同吃同劳动，作风就像秤砣一样扎实。”

至今，老武钢人还习惯性地叫您沈经理。

1972年8月，困顿中的武钢迎来转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将“一米七”轧机建在武钢。这项耗资40多亿元的工程，是当时我国从国外引进的现代化先进设备中规模最大、采用先进技术最多的一项工程。

在这之前，我国的钢铁质量不高，被人形象地称为“面条”和“裤带”。硅钢、薄板、带钢等高端产品全靠进口，既要花费大量外汇，又要受到发达国家的封锁。

谈判异常艰难。前期同西德、日本的谈判交锋，就历时9个多月，仅西德的报价材料就装满了126个纸箱。但再苦再难，您作为中方技术谈判总代表，也排除重重干扰拿下了合同，至今老武钢人说起来还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