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家中面对孩子的无理取闹，经常说“都是你的”“宝宝就是对的”，遂其心愿、妥协让步时，我们必须料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孩子可能在校园霸凌事件中扮演邪恶的角色。

在大学任教六年以来，每年都给大一新生上课。第一堂课，总免不了讲些题外话，说说应当注意的入学适应问题。我通常是拿中小学作为对比的。

从小学到大学，哪一个阶段发生的打架斗殴事件最多？肯定不是大学。但是，面和心不和的情况，在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中客观存在。因而，室友之间可能发生锤击、鸩杀的犯罪行为，闺蜜之间会因为争名夺利而“暗黑破坏”。相比之下，小学生的打架斗殴只能算是“打闹”。

不过，最近一些地方发生的中小学生霸凌事件，让我对自己每年都跟学生唠叨的碎语，有了一点新的反思：它们真的只是“过分的玩笑”吗？

人们的习惯性思维时刻助长着这种恶劣局面：要么笃定地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来否定小孩子纯正向善之言行，甚至暗笑他们的“迂”；要么就是一厢情愿地以“浪子回头金不换”“周处除三害”的掌故来为“小霸王”们开脱，甚至为其某些蔑视公序良俗的举动站台、张目。

现代化历史进程同步开启了人类心态的年轻化。人们告别尚古非今的前喻文化传统，满脸皱纹不再等同于有智慧的人生经验，知识和技能的传播也不再只能口耳相传。活力来自于青年，因而社会推崇青年、礼赞青年；青年又出自于童年，所以我们萌化童年、神化童年。“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小孩子犯错误自然更不必挂怀了，反而是老年人动辄得咎，承受“老而不死是为贼”的咒骂。

权利的优先序向孩子倾斜，儿童逐步被特殊化以至于神圣化，成为一个备受推崇的群体，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法国历史学家阿利埃斯在其代表作《儿童的世纪》中有明确的结论。他认为，在前工业社会，孩子的成长环境其实与大人别无二致，他们不被认为是“珍稀物种”或特别值得呵护。人们对儿童也只怀有一种非常浅薄的情感，或可称之为“溺爱”。儿童被认为是好玩的小东西，人们与儿童玩耍，就像与动物、宠物玩耍一样。17世纪末开始，学校成为教育的普遍方式。这意味着儿童不再通过直接接触和模仿成年人来学会生活，而与成人世界相隔离，开始与同龄人一起，接受专门的规训。这种规训，固然有对童年天真烂漫的破坏的一面，却也是一个人完成社会化的必要过程。

17世纪的洛克与18世纪的卢梭，在教育问题上就明显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教育漫话》和《爱弥儿》，一个要通过系统训练来培养绅士，一个要通过顺其自然来呵护天性。但两者的共识是，孩子需要被重视，孩子与我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