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日至9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大运河申遗成功后的保护和利用调研组在浙江省和河南省进行了监督性调研。委员们广泛了解了大运河申遗成功后的保护和利用情况,客观评价了两省在大运河保护和利用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全民参与保护

“舞台剧《遇见大运河》给我们上了第一课。”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海峰说。《遇见大运河》文化遗产传播行动开展情况是调研组在浙江的第一个调研项目。

大运河南北纵横2500多公里,沿线18个城市和30余个县区,在一个经济活跃的地区保护如此巨大体量的世界文化遗产,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如果没有群众参与,难以想象。

“大运河的保护,最终还是要靠人民群众。”韦建桦委员说。申遗成功后,浙江省利用学校的第二课堂、博物馆展览、公共场所的宣传册页、元宵灯会、运河文化节等具有运河特色的系列宣传手段,让大运河保护在沿线百姓的意识中“活”了起来。

孙庆聚委员认为,做好的运河的文章,重点是做好运河文化产业的文章。应该充分运用文化的力量、传媒的力量,加大宣传。涵养运河情怀,激活运河文化的业态,做好、做强、做大运河文化产业。

李家祥委员希望浙江杭州在运河沿线城市中能够起到示范作用带头作用,总结经验,提供给其他省借鉴。“这既是浙江的责任、贡献,也是我们的期待。”

黄嘉祥委员提出,应该在报纸上、网络上、媒体上定期通报大运河保护和利用情况,加强情况沟通和舆论监督,最近做了哪些工作,发现了什么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都应该向社会通报,让群众了解情况,并吸引他们参与到大运河保护工作中来。“大运河保护离不开沿线的群众参与,他们是这里的主人。”

保护开发兼顾

“什么时候我们的运河像塞纳河、泰晤士河那样以旅游业为主要产业,跑的都是游船,那就成功了。”李家祥委员说。他认为,申遗成功后,各地区必须把保护利用结合起来,光保护不利用就没有积极性,光利用没有保护那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发达国家的内地运河像大运河这么使用的不多了,他们的货运量比例小于客运量,我们也要对大运河的运输结构进行调整。

韦建桦委员认为:“大运河的保护利用,必须同民生融合起来,同沿河百姓的生活改善结合起来。这一点是大运河保护利用工作能持续下去并取得实效的保证。”

“活态”是大运河遗产的价值和生命力所在,也是其保护管理的难点所在。调研组在杭州市看到,运河生态观光游、农业体验游、自行车骑游、徒步游等新颖的旅游模式让大运河发展“活”了起来。仅申遗成功当年的2014年中国大运河庙会的4天里,就吸引游客约90万人次。浙江省根据大运河特点,严格控制了影响大运河遗产本体及景观风貌的商业开发项目和大规模建设工程,这些做法把运河的保护利用,同民生融合起来,同生活改善结合起来。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曾经担心保护和利用的有些工作会不会松懈下来?这次到浙江,看到各级对大运河保护和利用抓得很紧,创造了许多经验。希望沿线各地像浙江那样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像申遗时候一样,把工作抓早抓好,把工作做深做细,保护好这一难得的活态遗产。”陈光林委员说。

迎接思想转变

“运河浙江段的水质已经达到4类水,泰晤士河治污达到这个水平花了50年的时间,我们仅用了不到10年,就有了质的飞跃,这非常可喜可贺。”余辉委员说。其实,这一切都缘于浙江省在大运河的水质保护方面设立了河长制:由行政一把手担任河长,负责本行政区域大运河的水质,在运河保护的体制和机制上有所创新,取得了实效,并于最近在全国推广。

“全国应该有一个大运河的总河长,类似于长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那样的组织,以加强各地方的协调工作。”杨冬权委员说。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委员希望能在文物的监测和保护方面借鉴“河长制”的成功经验,“行政一把手亲自抓,是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牛鼻子!”申遗成功后,大运河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法律层级低:目前只有一个文化部的部门规章,与大运河类似的长城保护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国务院的长城保护条例,“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张廷皓委员认为,申遗成功后,大运河保护面临两个转变:要从运动式、突击式的申遗向日常性、常态性的保护管理转变。要从被动的保护到主动保护、预防性保护转变。在申遗的时候,我们建立了协调各地申遗活动的联合申遗办公室,做了一系列的突击工作,在后申遗时代,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怎么办?“国家层面应该设立一个的常设机构,把突击式的组织形式向日常协调性的体制机制转变。”张委员说。

做好运河文章

“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遗产保护和发掘的结束,而恰恰是开始。”俞金尧委员说。除了大运河的航运价值、旅游价值,委员们更关心的是它的文化价值。

“运河故事就是最好的故事,讲好运河故事,做好运河文章,就能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杨冬权委员说。为了开发运河资源,浙江省专门成立了一个运河集团,用经济的办法,让大运河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全国带了个好头。“各地可以借鉴浙江经验,探索引入社会力量搞好活文物保护、开发的新路子。”

韦建桦委员希望大运河沿线各地能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共同开展运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调查。他说:“运河两岸的民风、民俗、伦理规范、口述历史、民间文艺等,都是我们的精神财富,都是运河的文化瑰宝,属于运河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急需认真挖掘、精心整理,使之在新时代获得传承、放射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