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中的“加减法”

1月16日,距离2017年春节只剩下10天。曾经在年关里熙熙攘攘,填满买年货消费者的大红门批发市场,人去楼空。在这个批发市场干了十年的个体户刘保宁,凭着自己的努力,盘下了好几个店面。在这一年里,他退出这些店铺,跟着招商的队伍,去了廊坊。

“心里当然有很多不舍,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国家政策,每一个‘小家’的生活改善最终还是要靠国家发展。”刘保宁自从知道要搬走,就对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消息十分关注,逐渐也开始理解“疏解”的意义。

同样开始理解“疏解”意义的,还有天津市某央企负责人何占颂。在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号角下,他的企业两年前主动“疏解”到了天津滨海新区。

在天津市两会上,何占颂回忆这两年的切身经历,颇为感慨。“这两年,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滨海新区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实效。”

这句看似“套话”的感言,其实饱含着满满的“干货”。企业搬迁到滨海新区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帮助公司员工解决落户问题,帮助员工子女解决上学问题,仅此两项就切实解决了公司员工的后顾之忧,也让何占颂的企业顺利度过衔接期,快速步入新的正轨。

刘保宁和何占颂,在他们的人生中有着共同的关键词——疏解。

疏解非首都功能,实际上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调结构、转方式,就是腾笼换鸟,就是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就是改善人居环境,就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的突出矛盾,就是更好地履行作为国家首都的职责。

显然,对于首都北京而言,疏解非首都功能,就是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要牢牢扭住的“牛鼻子”。同样,承接非首都功能,合并自身优势,则是天津和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着力点。

北京市政协委员王丽是律师,每天找她咨询疏解过程中各种政策法规事项的人,不胜枚举。在她看来,疏解非首都功能,虽然没有现成经验,但也非完全无迹可寻。“虽然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件事属于首都独有,北京依然可以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取得成效的地区,有所借鉴,并在每一个具体政策出台之前,进行充分的事前调研。”

“我们企业商会可以帮助政府进行决策咨询的调研服务。”与王丽同在一个小组的黄文胜委员,一直想表达,与政府铁腕治理作为补充,市场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要在疏解过程中,充分吸收民间力量。民营企业以及企业商会等对市场的敏感度和把控能力就是优势。”

随着疏解工作进一步深入,现有政策的边际效应也越来越小,完善北京市产业疏解综合配套政策,支撑和保障产业疏解工作成为北京市政协2016年的重点协商议题之一。

配套政策问题,也是天津市政协委员和河北省政协委员们讨论中的关注点,拿税收来说,这牵涉到最直接的利益分配问题,三地产业疏解与承接的积极性多少与此相关。

针对税收问题,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联合北京市八个民主党派市委、北京市工商联以及第三方科研机构,经过深入调研后建议,京津冀三地政府协同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统计局等部委,抓紧制定统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政策,重点解决减轻疏解搬迁企业负担、迁出迁入地税收分成、统计分成等现实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有疏解地,也有承接地。然而“腿在自己身上”,疏解出去的企业或者产业是否真的流向承接地,还要打个问号。

在此次政协会议中,不少来自企业家委员的声音,似乎可以回应这个问题。有委员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把企业搬到了东莞,还有的则走向了苏州。

“市场要素的流动是完全自由的,疏解出去到哪里,我们会提前对各种可能的承接地进行深入考察,放在第一位的是要看看地方政府部门服务市场的意识强不强。”北京市政协委员刘志成表示,疏解出去的产业,周边是否“接得住”,所谓筑“巢”引凤,相关部门要打造一个真正具有“服务意识”的营商环境。

显然作为承接地,天津和河北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这段时间密集召开的地方全会中,天津市政协委员们和河北省政协委员们在建言中同样呼吁,地方政府要走出去,加强跟改革开放起步较早城市之间的沟通,在承接时不仅要注重基础设置等硬环境,更该注意打通承接北京的“软环境”。

承接北京疏解的产能之外,天津和河北自己也没闲着,因为他们太知道,“没有梧桐树,招不来金凤凰”。

压钢、减煤、缩玻璃,河北曾经的支柱产业在新形势下必须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什么,各地面临的情况不一样,全省整体转型更需要时间。”长期在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的河北省政协委员胡英杰说,从2008年开始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发展方向转移到大数据、节能环保、新能源和生物工程四大新兴产业上。”胡英杰对产业转型升级有着切身感受,“调整关键是谋划在先,看准了就下定决心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