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人情风拷问地方治理

记者 雷宇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至今清晰地记得，2013年的正月初四，自己第一次向中心的老师和研究生们发出倡议，写写“回乡记”。

当时的初衷，不过是大家平时就是在全国各地的农村调研，过年回家乡，事情不多，也是个观察的好机会。

出乎他意料的是，返校后出来的60多篇文章，质量都不错；而且几乎所有的人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家乡，不约而同地感慨变化之大。“这恰恰是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快速变迁的一个缩影！”

由此持续了5年的“回乡记”，范围遍及全国近30个省级行政区域，近百名三农研究者长达5年的返乡调查和记录，渐渐拼接起一幅中国农村人情交往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人情风的异化在不同区域的农村差别很大，可以标出不同的色块，长江流域尤其是洞庭湖地区，人情风异化最严重；调研中东北地区不少地方也是泛滥状态；上海和苏南集体经济强劲有力，广东福建宗族组织完备，相对理性。

汇总超过500篇的文章，贺雪峰有一个基本的感受，自己儿时的记忆和比自己小20多岁的学生们并没有什么两样，这一代的研究者童年时代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前，和改革开放前后差别不大，农村总体处于贫困状态，三农负担重。

变化发生在2000年前后。伴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和民工潮到来，乡村社会快速变迁，国家政策越来越好，赋税减免消失，新农合普及，一边是富裕程度快速提升，人群分化加快；一边则是留守老人多，村庄空心化，凝聚正能量的力量变得薄弱；“旧的乡村规范崩坏，而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规则还远没有建立起来，人情风异化就是其中隆起的一个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