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必须要有政府和精英人士的介入。”贺雪峰发出呼吁。

博士生班涛也持类似的观点。

在班涛看来，打工经济兴起前的传统乡土社会时期，村民人情交往的能力与意愿的匹配依靠内生的社区结构，公共舆论使得村民维持人情交往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打工经济兴起后，村庄社会趋于流动，市场经济不断向村庄渗入，社区舆论弱化，集体力量向后收缩，个体自主性增长，村民仍有意愿维持人情交往，但内生结构的弱化导致了一个结果，即为人情支出攀升超出了一般村民的承受能力，造成了意愿与能力间的失衡，并且如若没有力量干预，失衡会进一步加剧。

以红事酒席举办场所的转移为例，最开始有一两户经济条件稍好的更多基于方便考虑在饭店办酒，慢慢地一传十、十传百引起更多村民的效仿，随后在饭店办酒席被赋予了有面子的标签而取代了在家里办酒，其他村民只能跟上，最开始的个体行为转化为社区行为，同时酒席标准相应不断上扬。

班涛把人情风愈演愈烈总结为“人情——面子——跟随”的逻辑，社区舆论受到少数在外务工较为成功的村民的重塑，再通过这些少数条件较好在村庄的行动而引起大多数村民的不自觉跟随，从而成为社区集体行为，一般村民被拖进人情交往的漩涡而深陷其中难以挣脱，将一般村民裹挟进来，“因此当下阶段政府作为外部力量介入到农村人情中既为必要也为必需”。

贺雪峰同时也警示一些地方政府直接推行的“限桌令”“限额令”等，行政干预人情风引发了不少争议，“政府之手如何掌控也值得思考”。

在一位博士生的调研中，就曾有这样一件荒诞事。

2016年6月，华中地区一个县里关于政府限制酒席项目的规定不胫而走。很多人传言，政府规定自2016年7月1日起，只能办满月酒、白事、婚嫁酒和高寿酒(80岁以上的整岁)，其他项目一律不允许办，“喜十”、考学、参军、乔迁、60岁寿酒、70岁寿酒等项目均被排除在外。

村民听说这一消息后分外高兴，这位博士生的亲属听说这一“规定”后还特地给他打了电话。然而，没过几天，事情发展得令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