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俗出现恶化趋势

近年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一直在组织老师和研究生春节期间返乡调研,在华中、东北等10余个省,近百名80后、90后研究者们把目光投向自己家乡。

在皖北一个普通农业型村庄,人均耕地1.5亩,老一代留守种田,以种植小麦与水稻等粮食作物为主,青壮年外出打工,打工成为很多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3年前,同属于一个自然村、关系一般的村民随礼标准在五六十元,关系近一些的邻居、朋友随礼普遍在100元,关系最近的兄弟姐妹则在五六百元。

3年来,这一标准普遍上涨了一倍左右,关系一般的村民随礼标准被抬到100元,关系最近的兄弟姐妹达到1000元以上。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桂华对湖北秭归农民办酒席的名目做了梳理,2000年以后人情风俗开始变化,最近五六年尤其明显。如今秭归农民办酒席的名目大致包括:娶媳妇、嫁女儿、老年人去世、盖房子、卖房乔迁、店铺开业、考大学、参军、生孩子、孩子满十岁、成年人三十六岁等,十余项之多。

据媒体报道,在重庆市巫溪县这个典型的山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高考失利有“安慰酒”,出狱返家有“洗心革面酒”,小孩子还没出生就有“保胎酒”,连母猪下崽也要整个酒。

桂华认为,人情自古有之,在相对静态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它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手段。农民通过人情互动,进行情感传递,从而构建稳固的社会关系,满足农民之间日常的互助需求。

“民风民俗属于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它有很强的自发性和社会性。”桂华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乡村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很多延续已久的民间习俗,在当前巨变的社会背景下发生“异化”,当下不少地区日渐高涨的人情酒席风便是一例。

“我们在全国调查看到,一些地方农民竞相操办酒席,人情甚至沦为敛财手段,社会风俗出现恶化的趋势。”桂华说,“良俗走向恶俗。”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农村出现了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现象,甚至巧立名目大摆筵席、相互攀比大收贺礼,形成陋俗和恶习,恶性循环下去,导致农村风俗越来越差,危害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