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第一个烈士，赵亚飞就兜了好大一个圈子。看不懂民国时期的繁体字，他只好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一开始没有电脑，他常常跑到邻居家上网查资料，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直到别人都不耐烦。有些史料藏在党史档案馆里，他兴致勃勃地前去，却因为没有单位开的公函，被拒之门外。

因为当地老百姓口音有误，朱杰民被叫成了“朱建民”，导致他在头十余年基本是一无所获，直到2009年才在一位当地党史专家的帮助下出现了转机。

而找到烈士原籍，再去原籍地找亲属，又得“广撒网”。一开始他在网上搜到一个当地电话，就拨过去，一天要打十几通。

然而对方一听是个山西农民，又说着“遗骨”“烈士”等莫名其妙的东西，“啪地一下挂了电话”。再打过去，对方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烦着的事情多着呢。再说我是六七十年代的人，去哪里知道抗日战争时期的人。”

7年前，朱杰民唯一的女儿、73岁的周传慧来到上口村，亲眼见到自己父亲的遗骨，对她而言，出生不到100天就离去的父亲，印象中“只是一张烈士证”。寻找半个多世纪，她终于能叫出一声“爸爸”。

24年里，他只愿意把这两次寻亲定义为“成功”，更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失败”的。

他曾经发现过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烈士的名字和原籍，但是遗骨却因修路损坏而找不到踪迹。某一次他发现了一位烈士的埋骨之地，并成功找到原籍给烈士老家捎去了信，却因为烈士没有直系后代，只见一个侄儿过来祭拜，走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有一些红二代，对他说自己年龄大了，国家也发了烈士证，不想再找了，并劝他“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慢慢地，他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普通农民，变成了一个对左权县历史如数家珍的“专家”，对于每位前来拜访的人，他总要带他们去麻田东部的十字岭走走，凭吊在此牺牲的左权将军，也要给他们讲讲自己的经历。

他爱看《大宋提刑官》，崇拜主人公宋慈。不仅因为自己和他一样，要从蛛丝马迹中还原真相，还因为“想干成一件事，确实很不容易”，会遇到各种冲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不喜欢看那些抗日战争片，总觉得里面“拍得太假”。

因为给烈士寻亲，他去过成都、北京、无锡，但是他依然觉得城里“太复杂”，不喜欢。都是水泥路，处处要排队，“连厕所都找不到”。遗骨送去四川成都做DNA鉴定回来，第一次坐飞机，他一上去就后悔了，“特别想下来”。

有时赵亚飞会垂头丧气地说，“我什么也不会，我没有技术，这也不是什么赚钱的技术”。可是他想了想又觉得，“我现在死了也不后悔了，这辈子我最起码做成两件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