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许多矿工至今没去过银行，也不会使用ATM机，矿区的女人操持家里的一切；矿工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简单，他们会为一顿美味的猪肘子和羊肉开心，也会为孩子噌噌上涨的分数高兴。发工资那天，煤矿周边的小饭馆生意一定很好。

前些年，超过40万同煤家属从采空沉陷区和窑洞草棚砖瓦房迁居。

那些曾经漫山遍野一起分享晚饭的邻居，都在努力适应着现代化的生活。有老太太分不清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区和楼房，进错了房子，瘫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家里进贼了，怎么办啊？”还有人不懂垃圾回收，从几层楼高的房子里，把垃圾直接往外扔，险些砸到人。

这些曾远离城市的家庭正蹒跚着拥抱现代化。分不清小区ABCD的英文，矿区人就把J区喊成“勾区”，I区喊成“棍区”。各小区的一层楼陆陆续续开起了小卖部和理发店。老人们趁着太阳，围坐在广场下棋唠嗑，小区外，是越来越繁华的街道。

纹身、正装、法律咨询的店面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十块钱一筐的水果等着售卖，七八十一双的鞋子正待批发，不远处的小学即将放学，尽管学校已被收回由当地教育部门主管，但学生依旧都是煤矿子弟。

过年时，全家人一定要排成一个圆，中间把煤垒得高高的，烧起来后，屋子都是红彤彤暖烘烘的，寓意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全家人还要顺逆时针各绕三圈，顺着走，转来好运，逆着走，转走霉运。

他们唯一的盼头，是孩子。

在井下的日子，这些沉默的男人试图为孩子拼出一条力所能及最好的路。王树平和妻子至今住在墙壁脱落、阴冷逼仄的一层，因为气血虚，他的眉毛和头发都掉光了，但还是站在下矿的一线。

田建军的女儿懂事听话，唯独一次，还在上小学的女儿考试成绩一落千丈，妻子李梅凤气极了，电视里播放的正好是同煤电视台的画面，一群黑黢黢的矿工从地底出来，面对镜头憨厚地笑着。

她一把拖过女儿，凑到电视跟前，“看，你看啊。这就是你爸！你爸就是干这个的！”

说完，嚎啕大哭。

母女俩再也没有因为学业发生大的争吵，家里回归到日复一日的平静。只是，这个敏感的妈妈越来越觉得女儿像极了丈夫，“憋了一肚子话不说”。高考前夕，父女俩闹矛盾，双方都倔着，沉默着互不让步。最后，女儿给父亲发了一条手机短信，悄悄道了歉。

父辈那个年代，田建军只隐隐约约知道下矿很苦，在家从不敢多说话，有时候惹了父亲生气，招呼来的必然是一顿耳光。他心里委屈，但不会怨恨父亲，时至今日甚至多了一分理解，“他们没文化，那时候上矿一不小心还会丢命，我理解他。”

王嘉伟在前几年也有了女儿，他说自己变得越来越“现实”。这个32岁的年轻人也曾从电视节目里看到过黄浦江昂贵的夜景、夜未眠的北京后海和熙熙攘攘的广州上下九，但他已经把这些绮丽的生活压到心里很深的地方，他和在矿区灯房工作的妻子商量，早点下班，一定要去看看父母。

留在矿区是大多数矿区人眼中属于子女的“康庄大道”。井下的世界似乎让他们远离了尘嚣，却以另一种形式让他们现实。

“少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个曾经把青春、爱情、婚姻和事业通通交给煤矿的中年人淡淡地说，“能闯出名堂的毕竟是少数。”他说，女儿能回同煤集团就是最好的结果，“哪那么多优秀的孩子，大部分人终究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