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不端行为惩罚不够严厉

2016年7月，人社部发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未来基层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评职称对论文、科研等不作硬性要求。

孙锐说：“在美国，临床医生不需要写论文，只需要有执照，也没有复杂的职称体系。只有大学教授和一些大型的学术教学中心要承担科研任务。”

这幅图景已在张强创立的医生集团中得以实践。张强在内部取消职称评价体系，对医生采用国际上通行的Attending制度(主治医师负责制)，鼓励医生与科学家团队合作进行临床科研。

张强认为：“让医生回归临床，这是中国特别需要做的，毕竟我们的医疗资源比其他国家更缺乏。”

在公立医院就职的朱海峤也认同这样的制度。他希望管理者能从机制上把从事临床的医生和研究者分离开来，让医生职称晋升与论文脱钩。

不过，在孙锐看来，防止大规模撤稿事件发生还需要加强对专业人士“专业道德”的教育，建设信用体系，设置“惩罚机制”。

在2015年的撤稿风波之后，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韩启德在中国科协内部反复重申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五不”行为守则，其中一条就包括不提供虚假同行审稿人的信息。韩启德也曾表示，今后若再发生类似问题，所在单位都要坚决处理，发现一起，查办一起，对学术不端行为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效应。

目前来看，国内的惩罚措施显得不够严厉。收回研究经费，未来5年不得再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被通报批评和书面警告，是目前主要的惩罚措施。

朱海峤希望能把精力集中在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上，而这需要对医生的评价机制作出调整。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维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胡宁 实习生 饶茗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