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一尚同

现在很难找出一种文化像中国文化一样，有这样的概念，通了之后要同，通就是同，同就是通。道通为一，就是多种角度说来说去，其实是同一种话。尚一、尚同是因为中华文化追求的是一元论，同时追求一与多的统一。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孟子说“天下定于一”。孟子说，实行仁政是最容易的，只要善良一点就可以了。孟子主张人的善良与否，只是一念之差，所以到了王阳明那儿，强调知行合一，只要安了好心，就可以做好事。甚至到了孙中山先生那儿，他主张“知难行易”，也是因为看到了很多东西都是常识以内的事情。

按照老子的解释就更多了：“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而以为正。”天得到了一，就没有雾霾了；地得到了一，就不会地震了；河谷得到一，就会物产丰富了……《红楼梦》修建大观园的时候，要找园丁，照顾花草，买奴婢、小子，要有文艺工作者给大家唱戏，还要有寺庙，有一个尼姑庵，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封建贵族的整体。这样一种思维的观念，中国形成了许多和别的国家不同的东西。

比如，九方皋相马。伯乐老了，君王要他去找千里马，他说：“我年岁大了，找不到了。你找我的朋友九方皋，他比我相马的本事还大呢！”然后，君王就派九方皋找马，九方皋领了“课题费”出差，一年后，找到千里马回来了。君王说：“这千里马是什么颜色？”九方皋说：“大概是黄色的吧。”君王问：“公马还是母马？”九方皋说：“大概是母马吧。”结果，牵过来一看，是一匹黑色的公马。君王说：“您连马的颜色和公母都分不清楚？我也不处罚了，走吧！”可是伯乐火了，说：“你要找特定毛色的马吗？是要找特定的性别的马吗？”君王说：“不是啊！”伯乐说：“九方皋给你找来的就是千里马，要它颜色、公母做什么？”中华文化太源远流长了，颜色、性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找来的是一匹千里马。这是非常中国式的思维，抓大放小。现在我们讲“细节决定成败”了，这是工业文明的影响。

中国文化强调一，又强调多。为什么？“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是一，又是多。在郭沫若的诗里面，有一句话有人说最早出自《华严经》，就是“你一的一切，你一切的一。”并非说我自己说话只是一，我同时看到了多，我代表的是多。我的一，代表的是一的一切，当我说一切的时候，又统一成为一，否则国家乱成一团了。原以为这是中国文化当中十分绝的地方，一是一，切就是各种部分，又是一，又是一切。后来我知道，人类有这个观念。去年9月，我在旧金山作一次讲座，之后去渔人码头吃饭，渔人码头的一个最大的餐馆叫“Oneisall”，一就是一切，美国原来也有这种思想。我本来以为这是廉价物品店，是一元店，但是事实上这是美国有名的大饭馆，意思是你到我这儿来了之后，就等于所有的饭馆都去过了。一就是一切，这是很牛的思想，又有一，又有一切。

中庸之道

不管是孔子、孟子，还是老子、庄子，都很注重中庸之道。国家太大，从秦朝开始到唐宋，集中统一的权力达到高峰，要依靠一批精英。孔子：“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我称之为中庸理性主义，不要过急，也不要过于迟缓，过犹不及，应当恰到好处，掌握分寸，留有余地，恰如其分。《论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恰如其分。

比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要说的是如浮云，他并没有说其他痛斥的词，很有他的分寸。在孔子那儿，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认为君子有一系列优秀的品质，但是小人没有。用朱熹的说法，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像白天和黑夜的区别一样。到了孟子那儿，说的是“君子有终生之忧，无一时之患。”君子终生忧国忧民，却不会因为自己的小事在那儿患得患失。老子也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这不是说他反对创造，指的是君王，你不要提出来天下人都不明白你要干什么的事情，这是老子对精英的理解。孔子不断分析“小人之过必文，文过饰非。”孟子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那个时候，对精英又有一些别的说法，认为是士和大丈夫，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庄子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说，认为有至人、真人。我这里想和大家说一个笑话，庄子说，常人练气功，练呼吸吐纳之功，是把气吸到胸腹里面，庄子说，我们这些至人、真人呼吸的时候，把气吸到脚后跟里头。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呼吸能不能把气吸到脚后跟里头。为此，我请教过不止一位歌唱家，歌唱都是练习呼吸的，王昆老师跟我说，把气吸到脚后跟不太可能，因为脚后跟没有气室啊。但是，唱歌的人在用自己的气的时候，脚后跟会颤动使劲儿，所以脚后跟能吐纳，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对于精英的考虑，实际上各种文化也是很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