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化尚通

我想讲一讲尚化、尚通。中国早就提出了“化”的观点，在《尚书》里面已经提出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切什么事情碰到钉子，无计可施了，这就叫做“穷”，你就要变，之后你就有了道路，可以维持下来了。到了庄子的时候，更喜欢用的是“化”，与时俱化，化和变相比，有些悄悄发生变化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中国人讲仁义道德，又讲一和同，中国人的思路很僵硬。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其实一点也不呆板，可以变啊，而且中国人承认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孔子说：“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这个地方有道理，那么我就聪明；如果这个地方不讲道理，那么我就愚蠢。孟子的说法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我没有条件，我就把自己管好了，如果我有条件了，那我就为天下百姓和君王效劳，这是孟子的说法。孙子说：“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不让自己变成殉葬者。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伯夷叔齐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伊尹是任劳任怨，完成实际任务的。柳下惠是很和睦，好说话的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只要有活儿他就做，不管级别和待遇。

那么，“圣之时者也”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千变万化，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孔子如果不随时调整自己，把握分寸的话，他早就灭亡了。孔子尤其有一句话，让人看了心里面一动，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我的选择更加宽泛，没有什么一定可以，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可以。孟子讲过孔子一个故事，说他在一个地方当官，因为君王对他实在太好了，所以孔子认为自己的仁政可以实行。但是一次在祭祀的时候，用于祭祀的好肉没有拿到，孔子一怒之下就辞职了。别人和孟子讨论，说孔子太小心眼了，如果肉没到，那么再等会儿，好肉就送过来了。孟子说，你们不明白啊！孔子是因为君王对他态度太好，他不能对不起君王，所以才答应在这里做官。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后，他觉得在这儿不能实现他的理想，那么他就要走。说是由于仁政不能实现才走，那矛盾就激化了，所以他就找一个借口，说是肉正好没来，所以官没法当，就走了。大家也不会去责备这个国家的君王，缓和了矛盾。孟子有很正义的一面，但是也还有这种很世故的解释。

中国的思想理论是要想办法走“通”，老子、庄子更是主张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无胜有。老子甚至主张，柔弱是生命的特色，僵强是死亡的特色。

重视养生

中华文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重视养生，尤其是道家，把养生看作是人生核心价值之一。其实孔子没有专门讲养生，但是很多说法也是讲养生的。比如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孟子也不是不注意这个，他讲究的是“居移气，养移体”，影响人的体态、气质、精神状态。孟子认为理想的小康社会是大家有足够的土地，然后50岁的人可以穿上丝绸做的衣服，70岁以上的人可以吃上肉，孟子十分重视民生。同时，老子提出了“无死地”的概念，人因为进入了死地，所以才会死亡。老子说：“盖闻善摄生者，陵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摄生就是养生，有凝聚的意思，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凝聚起来。这样的人，在陆地上走碰不到犀牛、老虎，在军队里面走，碰不到武器。碰到这样的人，犀牛没有地方用它的角，老虎没有地方下爪，士兵没有地方用兵器，这就是人不应该进入死地。说起来很简单，很有道理，就是危险的地方不要去，恶劣的习惯不要有，如果酗酒，就是进入死地了；和黄赌毒发生了关系，也是进入死地；贪污腐化也是死地，自取灭亡。庄子还说：“善其生，善其死。”活着的时候要好好活，死的时候要好好地死，充分认识到大自然的规律。庄子这些话都很令人感动：“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一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块就是宇宙，要活着就要辛辛苦苦干活，稍微安逸一些，年龄已经大了，死就是休息。对死看得最开的就是庄子，他有很多名言。

孔子最有意思的是讲究吃饭的规矩，十分认真，说明了他对健康的重视、对食文化的重视，也说明了他对此岸、现实生活、活在当下的珍惜。孔子有很多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人吃得再多，不能够把自己吃东西消化能力压倒，这样就不好了。孔子说得如此正确，越是好东西，不能让它把人压住，人要压住它。

中国有一种特殊的说法，把儒、释、道、名、法、阴阳都能混合起来，化为一体。我去美国的次数比较多，有的时候和他们聊起中国，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allmixed”，所有的都混合在一起。我上世纪80年代去的时候，还没有这种观念，一直到90年代、新世纪，大学教工食堂会宣布，今天有中国菜。一看，大杂烩就是中国菜，肉片、土豆片、胡萝卜片都混合在一起。他们认为中国的特点是混合。司马迁的父亲就说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天下大道是一，但是人的考虑却有100种，归宿是一，但是道路途径有很多，关键是一而生多，多而归一。

北魏时期由于佛教盛行，已经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到了唐代，这种主张已经被很多人所接受。合一混一的主张，一方面养成了学理上马马虎虎、不求甚解、不讲求准确性严谨性的毛病，另一方面其实解放了接受某种主张的信仰者的头脑，扩大了某种学派成员的选择空间，同时弱化了不同学派乃至不同信仰、不同宗教间的价值争拗与文化冲突。至于中国民间，这种类似“三教合一”的现象多有所见，天真可爱，莫名其糊涂。从好的一面看，中国人想办法把不同的道理、学派放在一起解释，不但是命运共同体，而且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共同体。

（本文为王蒙日前在上海图书馆的讲座，王培茗记录，王蒙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