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获得的材料

2011年8月17日，高春河代理杨某某向北京市国立公证处提出申请，对前述继承公证提出异议，申请复查。

9月13日，国立公证处书面回复称：2010年8月2日杨某某由儿媳陪同公证，被儿媳要求不对杨心理产生刺激，回避了高某某死亡的事实，而是采取了回旋交谈的方式征求对高某某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意见，以此达到杨某某对儿子财产不予接受的意思表示。公证员考虑公证程序完整性，提出再次见面谈话。8月16日，杨再次来到公证处，公证员将高某某死亡的事实告知了杨某某，杨表示认可并对儿子财产做出不予接受和索求的意思表示。

回复还表示，公证员代为填写公证文件，是公证实践的惯例，根据当事人的临场表现作出，是公证实践所不禁止的。因此，两份继承权公证书不予撤销。

继承权的官司也有了结果。2012年4月28日，海淀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杨某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采信了上述公证书，认为杨某某于2010年8月2日、8月3日、8月16日三次作出放弃继承声明时不能确定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杨某某已对继承权进行了放弃处理，现要求继承不予支持。

高春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一中院”）。

2012年8月初，高春河再次申请复印公证材料。

2012年8月27日，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再次予以拒绝，理由是高春河的弟媳“多次向承办公证员表示对其提交给公证处的有关个人信息予以保密”。

《公证档案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凡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公证密卷档案，以及当事人要求保密的公证档案，一般不得借调和查阅。特殊情况必须查阅的，须经当事人同意后，由公证处报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

高春河说：“我母亲是当事人，我是她的代理人，依照这个规定，我当然有权查阅档案！”

多次向北京市、西城区司法局投诉，拨打北京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后，2012年9月13日，国立公证处只将涉及杨放弃继承的公证书复印件提供给高春河，仍没有提供其他的案卷材料。

这时候，高春河才知道公证书多达17份。

在此期间，高春河多次提出公证复查申请，国立公证处均书面答复称，“经研究决定，公证书并无不当之处，不予撤销。”

北京市公证协会也作出了相同的答复。

2012年12月6日，北京市一中院驳回杨某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3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该案的再审申请。

“公证处不让你查档，找不到公证违法的证据，一审判决、二审判决全部败诉，像大山一样压着我们。”高春河说，“当时真绝望了。”

二审败诉后不久，杨某某病逝。

艰难获得的证据

2014年5月，历经多方投诉，经公证处允许，高春河得以查阅了部分公证卷宗，观看了杨某某办理公证时的录像。他发现，录像明显经过剪辑。

他从公证处拿到了录像的DVD光盘，随后申请司法鉴定。

当年7月25日，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光盘视频存在10处不完整”。

9月12日，设在上海的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论：录像多处不连续，在12分52秒前后语义不连贯，在5分18秒时老人语音突然中止。

鉴定报告还显示，文件的创建时间、修改时间、访问时间均为2011年4月4日11时许，距公证时间已过去半年多。

因为这两份鉴定，2014年11月26日，高春河从公证处取得了更多的材料，包括谈话记录、国内公证案件审批报告、公证文书送达回执、杨某某家庭录像光盘一张、病历卷宗一册等。

在这些案卷材料中，高春河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2010年8月2日，杨某某还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亡，当天公证员冯跃也未告知她儿子死亡的事实，杨就已经填写了公证申请表、《放弃财产权利声明书》，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高春河质疑，一个不知道儿子已经去世的人，怎么会申请放弃继承权？

在公证材料卷宗的病历里，高春河发现了母亲住院的病案，确诊日期为2010年11月14日和2011年1月7日，却出现在了2010年8月的公证材料卷宗中。

这明显是后塞进去的。

针对诸多疑点，高春河再次申请公证复查。

2015年1月12日，国立公证处再次予以拒绝，理由是：杨某某已经病逝，高春河不是继承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

因为录像被鉴定为篡改，高春河要求公证处出示原始录像。

2015年3月3日，高春河终于拿到了原始录像。对比发现，公证处提供的光盘中删除的多处片段，均为杨某某表现明显痴呆，语无伦次，显示出没有正常认知能力的片段。

高春河还发现，公证员伪造了询问笔录。

如公证员冯跃问杨某某：“前两天不是上我这来过一次吗？把他们俩的财产说一下是不是？”

录像中，杨某某呆呆地发出了一声“噢”。

然而，询问笔录却显示杨某某回答：“好，我想起来了，我来过，这是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