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九曲十八弯,经过一万多里的长途跋涉,到了上海崇明,一下子豁然开阔,前面,就是大海。

在中国,只有和长江有关的两个城市,才通常在名字前被冠以“大”,一个是大武汉,一个是大上海。

自开埠以来,上海就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对话的窗口。

网络图

上海,大的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地位,不仅仅是中国改革开放“文件夹”里的“拷贝原件”,还有那份深入每个“阿拉”骨髓里的自信。

包括对自己政治制度的自信。

四年前,2014年9月17日,上海市政协办公大楼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行首次“公众开放日”。

开放的对象是120余名社会各界代表,其中十几名在上海生活、工作、学习的高鼻梁、蓝眼睛的人士格外引人瞩目。

“外国人能不能当政协委员?”

上海是洋气的,这种洋气已经浸透到了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上海市政协采访,热烈的互动过程中,一杯香浓的咖啡被悄悄摆到面前。典型的上海“做派”。

上海的洋气还体现在这个城市诸多的外籍人口上。

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这里有外资企业4.76万家,外国金融机构435家,在上海学习、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口大约50万。

同是上海的建设者,他们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各种问题,向谁反映?如何反映?这是非常现实的需要。

作为反映社情民意的机构,人民政协自然不能不反映这部分人的需求。而现实的尴尬是:政协是什么?能解决什么?如何运作?对于包括这些外籍人士在内的很多公众来说,是个难题。

公众开放日应运而生。

开放对象定位在公众,上海市政协一开始就思考得很深入:除了外籍人士,普通市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港澳人士,其实都有了解人民政协、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需求。

十二届上海市政协提出了建设“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包容、更加进取”的政协工作目标。公众开放日就是实现目标的一个重要抓手。

接待公众的通常是一位市政协领导和特邀的几名政协委员。

“我叫罗纳,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留学生,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来到上海。我想知道,有没有考虑让外国人也担任政协委员?”

针对罗纳“非专业”提问,汪亮、殷啸虎委员严肃而友好地解答:“人民政协不是一个群众性的团体或一个行业协会,必须是有中国国籍的人士才能参与到政治协商平台当中。但,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生活所碰到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你所在的这个学校的政协委员反映。”

2014年9月17日,上海市政协首个公众开放日活动举办,外国留学生这样的提问更让政协人感到,这种开放的确必要。

甚至这种必要性在普通公众中也很有代表性:

上海伙伴聚家养老服务社的负责人杨磊生平第一次走进上海市政协大院:“我最感兴趣的社情民意是由哪个部门来处理的?”

市民代表秦文莉最关心的是政协委员的提案提交以后,政府相关部门是不是落实了?

这次活动上,公众代表观看了展示人民政协发展历程的专题片,听取政协基本情况介绍,并参观了上海市政协常委会议厅和主席会议厅,并与委员进行了交流互动。

心中的疑问慢慢解开。

“能近距离走进中国的政治机构,了解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对于我们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是很鲜活的现场体验。”参加了活动的复旦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访问教授、巴西人高文勇颇有感触。

“政协活生生就在眼前”

“公众日能否成为一个定期的、制度化的活动,让大家更多地走进政协、了解政协、参与政协?”

首次公众开放日,有市民代表提出了这个问题。

上海市政协用四年的实践给出了回答:常态化也是我们的追求。

其实,上海市政协一直就有开放的传统:

从十届政协开始,他们就每年定期召开情况通报会,向60多家驻沪总领馆人士介绍人民政协。“开始就是‘科普’,从ABC给他们介绍政协是什么;到了十一届,就侧重给他们介绍政协干了什么;本届就更进一步,他们主要想了解的就是协商民主这种形式怎么运作。在交流中,他们也思考自己的民主制度和中国比到底怎么样。”多次参与这项活动组织的上海市政协办公厅外事处处长王军玮说。

借鉴传统,在继承中创新,公众开放日从2014年一经推出便广受欢迎,连续四年,走进政协的公众越来越多,涵盖的层面也越来越广:

2015年,3月,驻沪女总领事访问政协;11月,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外籍留学生,走进政协;

2016年,5月,近40位在沪华裔留学生走进市政协;7月,“外籍人士走进区县政协”活动在长宁区举行;

2017年,5月,上海市中学生代表走进市政协;6月,80名参加“2017共创未来香港青年内地交流计划”的香港青年走进政协;7月,由112名香港大学生组成的“沪港明日领袖实习计划”访沪团走进政协;9月,76名来自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和青年学生群体的公众代表走进市政协。

“我们原先以为政协很神秘,这个活动让我们跟政协有了一次亲密接触,对于政协是什么、做什么,我们有了较清晰的认知。”这是华裔留学生的感受;

“真没有想到政协的日常运作那么有效率。”这是香港青年学生的心声;

“政协不在电视上,不在报纸上,而是活生生的就在眼前。”这是中学生的大实话。

越来越密集,越来越丰富,不同人群的收获也有所不同,但一个共同的感受是:直观感受和真切理解了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在上海的运行和民主政治在上海的发展状况。

“政协的作用竟然这么大”

开放,透明,公众开放日走过了四年,收获了什么?

问题抛给参加采访座谈会的上海市政协同志的时候,他们几乎异口同声:自信。

政协是中国人民智慧的创造,用具体的成就来说明它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作用要明显好于空洞的概念介绍。在公众开放日上,上海市政协就是这样做的:

这五年,上海市政协门口,常有几辆大巴停在此处。平均每天至少有一辆大车载着政协委员,驶向党政机关、企业、团体、社区。他们走进自贸区,观察行政大厅办事情况;深入居民楼,察看老旧电梯运行;跟着运输车,追踪垃圾分类情况……

这五年,上海市政协委员履职热情高涨,共提交提案4573件,立案4442件,被采用社情民意信息1万余篇,开展专题调研近600项,推动一项项重要工作落实和完善。

这些每每在开放日上给公众代表们介绍的履职成就,具体生动,说服力强:“喔,政协原来是这样干工作的,政协的作用竟然这么大!”

了解,就理解;理解,就宣扬,口口相传。这种制度安排的精妙,潜移默化中就转换成满满信心。

有代表问:政协委员是怎么产生的?公众利益受到损害时,政协委员到底是公众代言人,还是反映情况的渠道和平台?

委员答:政协委员不仅是代言或反映社情民意,更要对大政方针进行协商。而委员广泛的代表性,让各方利益诉求在同一平台上博弈,让政策制定平衡、兼顾各方利益。

一问一答间,人民政协的工作方式让公众代表们豁然开朗。

当香港大学生走进政协,了解到政协制度源于中共执政之初与多个党派合作,协商建国,是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为了广开言路,兼听则明时,他们对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人民政协是中共作为执政党参考社会各界广泛意见的平台,去了解、制定政策,确保政策落实时的流畅。

这些反馈让上海政协人颇受鼓舞。

自信还来源于信任。

当参加公众开放日的外籍人士发现政协这个平台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后,要求来参加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原来每次还需要指定发言他们才说话,现在是抢着说;原来是我们去约请他们,现在他们主动来约我们。

变化的背后,是对政协的信任。

在与外籍人士的多次交流中,上海政协人也向他们学习了很多:规范、严谨就是其中之一。

2007年岁末,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收到英国一家工程设计公司的信函,信中说,外白渡桥的“桥梁设计使用年限为一百年,现在已到期,请对该桥注意维修”。发来此函的是英国霍华思·厄斯金公司,上海外白渡桥一百年前的设计与建造单位,其全部手工绘制的图纸,完成于1903年8月25日,中方存留的一套图纸共六卷,至今保留在上海城市建设档案馆。

这个故事让人感慨的不仅是一百年来外白渡桥内在质量的坚不可摧,不仅是一百年后能收到这样一封函件,而是一个对方根本不会在意的商业承诺,可以让英国人一丝不苟地履行了一百多年。

这个发生在外国人身上完美体现“职业精神”的故事几乎被每一个上海人铭记,当然也包括上海政协人。而这份诚信,这种严谨,在上海市政协“公众开放日”接待过的外籍人士中也广泛存在。

在采访座谈会上,一本《上海市政协的组织架构和运作程序》赫然放在桌上。据介绍,编撰这本书的缘起就是想让公众更加准确地了解政协。现在,这本书的英文版已经出版发行。今后,当外籍人士走进上海市政协的时候,就会收到这份大礼。翻译这本书,花费了半年时间,常常,为了一个词的准确译法,都要翻遍所有能找到的外语词典,找上多位外语教授。

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是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专家以及上海市政协的工作人员共同完成的,也许是由于工作的“惯性”,在座谈会上他们在和我们这些“中国人”交谈时也时不时地冒出几句英语。

这不仅是上海的洋气,更是底气。

2018年1月22日,上海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去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了上海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从那时起,总书记的号召一直鼓舞着上海人。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市政协全会期间的专题会议在会场内外格外引人关注。搭建新的平台,他们想把“与世界对话”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全会主会场设在上海世博中心大会堂,2010年这里曾举行过“史上规模最大”的世博会,接待过190个国家、56个国际组织的客人。眼前就是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走出会场,委员们徜徉江岸,近在咫尺,分明能感到她的温度,她的呼吸,她的气场。而滋养了精明、严谨、务实、开放的上海人的黄浦江,在一排排上个世纪的红砖洋房和一簇簇现代化的摩天高楼中蜿蜒穿过,向北汇入从雪山走来奔腾万里的长江,之后,携着五千年的历史底蕴,自信地走向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