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法发展很快”

新京报：改革开放40年，你认为中国在国际法方面都有哪些发展？

史久镛：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法发展节奏非常快，成果丰硕。在条约法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在许多重大案子中都取得成果。

国际法的研究，自1978年以来，各个高校国际法课程开始开放，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等课程在大学里讲授，这是一大进步。

我们国家还成立了中国国际法学会，创办了《中国国际法年刊》，水平很高，并与国际的交流日益密切。

后来英文版《中国国际法年刊》发展得很好，水平很不错，在国际上声望很高。我可以说《中国国际法年刊》名声是高于《美国国际法期刊》的。

此外，中国成立了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专门培训发展中国家青年国际法学者，邀请国内外国际法专家、教授讲课。这个法学院现在的名声很好。

有一次，海牙国际法学院秘书长来见我，他说：“你们搞得厦门国际法学院，要代替我们了。”他很紧张，因为知道我们(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水平很高。

新京报：国际事务方面，中国这40年有哪些进步？

史久镛：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选举中，中国每次选举都得到高票。

有一次日本大使宴请中国大使，问我你们中国究竟送了多少钱，得票那么高？我当时一听就笑了，告诉他，我们从来不贿赂，完全靠国家的威望得到支持。

新京报：你在香港回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史久镛：我们对香港回归的政策，是自己提出来的。小平同志说，中国政府愿意让香港保留资本主义，高度自治，实行“一国两制”。

我们把这个意志也写进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使香港人民能放心，得到香港人民信任。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