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正在拍戏曲电影《哪吒》,这是河北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的,说要给我一个(演出)团,后来这个团也跟随我参加了1986年香港第一届艺术节,当年《哪吒》制作完成,一经上映,观众就被吸引了,火遍大江南北。

其实,《哪吒》《钟馗》《火烧连营》这些都是改良的梆子。比如《火烧连营》,前边“黄忠带箭”,我还可以唱梆子,一到关兴就唱京剧了,到“哭灵牌”更是京剧。《甘露寺》更是改良的梆子,前面只能唱京剧,没有梆腔。即便是《夜奔》《闹天宫》《蜈蚣岭》唱的也都是昆戏。我从1985年到1989年这几年间,到哪儿演出基本上都是京剧、昆曲和梆子,一直这么唱。

记得有一次我去台湾,就有记者问:“裴老师您唱的是梆子吗?”一下子就把我问住了。我想了想,回答他:“我唱的是‘京梆子’,不是纯梆子。”我只能这样回答。确实,老梆子不是这样的,韵味也不一样。这些年下来,应该说跟京剧断断续续,藕断丝连,也不能离开它,离开它我没有戏码。《南北合》算是例外,那是老梆子味。其实,对于梆子来说,我一直没有师父教,都是自己的琢磨和感悟。

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拍了几部戏曲电影,但戏是我的天,我仍以舞台为主,以舞台为生。我真正的灵魂、真正的生命是在舞台上。

回归京剧,原业归宗

1997年7月,河北省京剧院裴艳玲京剧团挂牌成立。在河北梆子领域历练了37年的我重新回归京剧,原业归宗。

回归京剧,不仅是我的愿望,还是我父亲最希望看到的,可惜他一直没有等到。如今回到京剧,我更是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每出戏要有所进步,有所创新。

排《哪吒》,我学会了耍彩带、大藤圈、锤、九节鞭等。九节鞭我是跟河北的一个体育冠军李春来学的。教完我后他很得意,把九节鞭送给了我。拍电影时用的就是他送我的九节鞭,直到现在九节鞭还在家里挂着。

排《钟馗》前,我不会拿毛笔,不会写毛笔字。那段时间,只要见了书法家就让人家写“一杯梅花一树诗”那四句诗,我看人家怎么写,怎么布局。直到见到娄群儒先生,我取法了他的版本。为了写好那28个字,每到一个演出点,我都带着一张板子,下了戏之后我就在屋里练。这样,排《钟馗》,我就能写好了。

排《赵佗》,我又学了打鼓。小的时候,我学过《击鼓骂曹》,唱念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是“阴阳锤儿”,手不好使,这个戏始终就没唱。在束鹿县京剧团时,我看过孟幼冬唱这出戏。她这出戏特别好。我也想唱,就是我击鼓不行,我父亲不让我唱。我就觉得,怎么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呢,就没完没了地练。包里经常带着鼓锤,时间长了,还把包顶了个窟窿。

要想达到目的,就要锲而不舍地努力,就要老想着它。其实我学打鼓,25年前去米兰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没事就敲。那时候还不行,怎么敲也不行,练它需要功夫,还挺难的。一般人有一只手好使,另一只手不好使,力量一只大一只小,所以我管它叫“阴阳锤儿”。练了很多年,不得法。后来我就下决心,拜“小字辈”为师,跟我们院的鼓师学。一天教我一个点儿,一个星期我努力学才能记住三个点儿,一段“夜深沉”,学了差不多两个多月,每天回到家还要复习。两段鼓,一直学到2013年我去杭州讲学,每天上午还要坚持练习一个小时。在饭店里,把枕头、毛巾、毛巾被一铺,我就开练。到排演《赵佗》时,这两套鼓就用上了。

我经常说“加法”和“减法”,自己进步与否自己是最清楚的。有一次,我看电视上播出苏州评弹,各种流派都有,我一直听到完。它只有两件乐器:一把三弦,一把琵琶,觉得真好听。有时候乐器少了更好听,讲究。演员的输和赢,很显然。在唱念做打方面,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每戏一得”还是“每戏一失”,这都是我在排《赵佗》时一直在琢磨的。这出戏里用上了一直学习的打鼓,因为我是干这个的,我就要对得起这份职业。我想,这就是艺术家所追求的东西。

传统是一个大宝藏,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宝库。传统的东西要当宝贝一样爱惜。在恢复传统这部分时我想,我仍然还要努力。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差不多了,但一到进入创作的时候,又觉得什么都没有似的。新的剧目是要排,自己的特点和风格要有,这也是追求。但这个东西必须是很自然的,是功到自然成的。因而,功夫需下在平时,要苦心钻研,认真对待,只有这样,出来的东西那才叫新东西,那才叫属于自己的。只有尊重传统、热爱传统、吃透传统,消化完了长出来的东西,那才是最强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