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美国著名政治学理论家、历史学家拉塞尔·柯克指出，“美国秩序源于对西方文明三千年历史的萃取。基督教贡献了自由秩序的基础，希腊古典文明贡献了艺术与科学，罗马贡献了政体与自然法，英国贡献了法治与市场、习俗与盎格鲁传承。”参见拉塞尔·柯克：《美国秩序的根基》，张大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2] 参见刘德银：《为政之常》，《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载《文物》1995年第1期；陈松长：《为吏治官及黔首》，载《岳麓书院藏秦简 1-3 释文（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版；朱凤瀚：《北大藏秦简<从政之经>述要》，载《文物》2012年第6期。

[3] 《老子》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参见朱谦之：《新编诸子集成：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

[4] 《荀子·强国》：“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参见王先谦：《新编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

[5] 《荀子·强国》：“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参见王先谦：《新编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

[6] 《荀子·非十二子》：“不知一天下，建国家。”参见王先谦：《新编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

[7] 宋儒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评其“以性为恶，以礼为伪，非谏诤，傲灾祥，尚强伯之道。论学术则以子思、孟轲为饰邪说，文奸言，与墨翟、惠施同诋。”参见晁公武著，孙猛校：《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8] 参见田汉云点校:《荀卿子通论》，《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4年版。

[9] 伊索克拉底在《致腓力辞》认为，“雅典在任何状态下都不会安宁，除非希腊所有的大城邦结束彼此的纷争，并把战争引向亚细亚，同时还要决心从蛮族人（波斯）那里夺取他们所享有的好处。”参见伊索克拉底:《古希腊演说辞全集：伊索克拉底卷（精装）》，李永斌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版。

[10] 参见保罗•卡特利奇：《亚历山大大帝》，曾德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8页。

[11] 黑格尔指出，“亚历山大的教养，有力地驳斥了关于思辨哲学对于实践无用的那种流行说法。对于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不采用近代一般的浅薄的教育王子的方法来教育他，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亚里士多德的诚恳认真，就可以很自然地意识到：亚里士多德是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的文化教养的。”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2] 《左传·哀公·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参见：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修订本）》, 中华书局2016年版。

[13] 考古学已证实，商作为广域王权国家之影响已到今日长江以南。夏是否作为朝代存在尚有争议，但一派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极为接近夏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教授表示，由文献史学、考古学、测年技术科学等学科合作研究的结果证实：中国历史上的夏朝是客观存在的，夏史基本可信。参见新华社记者王丁、桂娟、双瑞：《求解中国考古学“哥德巴赫猜想”——跨越60年的夏朝探寻》，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30/c_1125292348.htm。

[14] 《荀子·王制》：“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参见王先谦：《新编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

[15] 参见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十讲》，苏隆编译，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版。

[16]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III.14,1285b25-30，苗力田、颜一、秦典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7]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III.17,1288a25-30，苗力田、颜一、秦典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8] 绝对王权的概念在欧洲思想史上拥有巨大的影响。中世纪教权高于王权，反对绝对王权的存在。从博丹的“最高主权”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霍布斯的《利维坦》，欧洲绝对王权的概念渐渐复活。其直接的政治实践，就是法国路易十四“太阳王”的绝对王权统治。但也正是绝对王权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此做了深刻的批判。

[19] 参见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十讲》，苏隆编译，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版。

[20] 亚里士多德认为，“大多数人认为一个大邦必然较为幸福，或许他们是说得对的，但他们未必真正了解一个城邦为大为小的实义，他们以数量为标准，凭人口的多寡来判断邦国的大小，但国势强弱与其以人数来衡量毋宁以他们的能力为凭。如人们的各从其业，城邦也能各尽其用。凡显然具有最高能力足以完成其作用的城邦才可以算是最伟大的城邦。”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VII.4，1326a5-15，苗力田、颜一、秦典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