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权关乎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民事权利。但是，民法中的人格权是较晚出现的一个制度。在此之前，有一个与人有关的概念——“人格”。因此，学习民法典人格权编，首先需要弄清楚“人格”与“人格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人格”一词在拉丁语中为“persona”，意为“假面”“面具”“角色”“自由民”“享有法律地位的任何人”等。日本明治20年代日本学者将英文“person”和“personality”译为日本自造的汉字“人格”，此概念后来传入中国。

在罗马法中，并不是所有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都能成为法律上的“人”或者主体。具体而言，法律人格的内容包括自由权、市民权和家庭权，一个生物人只有同时具备了自由、市民和家庭三种身份，才能拥有人格，成为罗马共同体的正式成员。除此之外的生物人，要么是奴隶，要么人格不完善（人格减等）。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尤其在西方社会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人的主体价值日益得到尊重，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其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将任何一个生物人都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使得每一个生物人都成为具有平等主体资格的法律意义上的人，这种人在法律上被称为“人格人”。

由此可见，现代“人格”与古罗马法中的“人格”涵义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已经不再是身份的象征，而是签订“契约”的平等主体，因此，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近代民法立法者将其概括为“权利能力”，并作为宪法上的“人格人”资格在民法上的具体体现。这种理论影响了其后的许多民法典，如《奥地利民法典》第16条规定：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拥有经由理性而启迪的权利，并在此之后被视为一个人格人。这其实是通过法律技术实现对“权利能力”的立法：只有人格人才是法律主体，而生物人并非必然是法律主体。也就是说，为消除等级差别，需要通过法律赋予每个生物人以人格人的资格。而“权利能力”作为民法上的概念，是自然人宪法上法律人格在私法中的体现。换言之，民法上的“人格”通过立法技术的转化，具体表现为“权利能力”。

“人格权”概念始现于十九世纪的德国。这个概念与“人格”有密切联系，甚至是对“人格”的重新解释，在德语中，“人格”被解释为“一个人全部个人特性的总称”；德国著名宪法学者克劳斯•米勒(Klaus Muller)把“人格”界定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对人的个性有意义的所有的事物。”施泰因则说，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中之“人格”意指个人自身特有的个性。由此，将现代“人格”解释为“个性特征”更为合适，包括生命、身体、健康、精神、自由、姓名、名誉、肖像以及生活等有关利益的整体。德国民法学者基尔克(O. von Gierke)提出了“一般人格权”的概念——为脱离民法的“权利能力”而添加进具有民法效力的可诉性的具体内容——自由，尊严等一般人格利益，后来，学者们又逐步推导出一些具体的人格权——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等，这些都是人生而具有的基本尊严和自由，应该受到法律的专门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人的精神性利益也逐渐开始具有更多、更直接的财产属性，一些传统的精神利益开始向经济利益转化，如人姓名、肖像直接应用于在商品销售，具有越来越大的的商业利益，从而使这些权益具有了经济上价值。对人的这些利益的侵犯，不仅会损害个人的自由与尊严，而且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也更有专门加以保护的必要。

从立法上看，1907年《瑞士民法典》开启了现代人格权立法之先河；随后，人格权理论及立法、司法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长足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国都在不断加强对人格权的保护。但是，迄今为止，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还没有独立成编的人格权规范体系，在民法典之外也没有独立的人格权法。中国民法典适应现代社会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的发展，将人格权单独成编，是对世界民法典体系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