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联合会日前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有超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了网络捐赠，互联网平台募捐82亿元。较之2018年的31.7亿元和2019年的54亿元，捐赠额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守望者的巡河宝小程序界面，可为志愿者团队点赞。 本报记者 顾磊 摄

互联网促使公益行业与公众发生海量链接，也向公益机构提出了一个新命题：如何实现数字化发展？近年来已有不少公益机构“试水”数字化，然而，“看上去很美”的背后，也有过不少“踩坑”和教训。

数字化带来红利

去年5月，上海市第一张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电子）在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简称“联劝”）开出，刚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书豪，通过捐赠设立了联劝“山前”捐赠人建议基金，拿到了首张电子票据。

联劝助理秘书长鲁梅花在近期举办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数字化平行论坛上介绍：“电子票据系统上线稳定运行1年多，年开票量约为之前最高年开票量的10倍，且97%的票据都通过系统自动开具。”

电子票据只是联劝数字化建设的一个缩影。鲁梅花介绍，早在2014年，联劝就已经开始了信息化布局，并在2016年成为民政部指定的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之一。联劝借助技术力量搭建了多个公众参与公益的平台。同时，建立起以业务数据为核心、以功能连接为重点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开展透明度建设。例如，对内建立了基金会业务管理系统；对外则在基金会官网进行信息公示。鲁梅花还透露，联劝的捐赠人服务系统，已经免费开放给全国的公益组织。

自2014年起，联劝的数字化建设每两年跨上一个台阶，其布局搭建、快速迭代、反哺行业、重点突破的过程，被鲁梅花总结为“小步快跑，快速迭代”。

另一家机构爱德基金会数字化进程也非常迅速，2019年上线了新的OA系统；2020年，建立了线上分账系统、e万行动项目管理系统；2021年，上线了新版官网、电子票据系统、联合劝募伙伴维护系统、爱成团志愿者招募小程序。

爱德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方峻表示，数字化为工作带来的便利体现在4个方面。首先，能提高效率。例如，有了分账系统之后捐赠高峰期，1个人1天能完成过去5个人2天的工作量，“这是数字化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红利之一”。其次，数字化可以协助项目管理。向捐赠人反馈信息时，可以做到方便、快捷，解决了邮寄纸质资料缓慢、易丢失等问题。再者，数字化可以助力信息披露。最后，数字化提升了捐赠体验，例如可开具捐赠电子票据。

数字化之“痛”

尽管不乏成功案例，公益行业整体的数字化状况却不甚理想。

腾讯基金会发布的《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指出，近7成公益组织负责人表示对数字化有需求，但66%的公益组织在数字化领域的投入仅占总募资额的1%以下。公益行业数字化建设面临资金、技术、人才三重壁垒。

绿色潇湘创始人、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简称“守望者”）秘书长刘盛坦言：“在数字化的过程中，我们很痛苦。”

数字化的动力首先萌发于业务，往往是“不得不为之”。守望者成立于2018年，但其“守望母亲河”项目诞生于更早的2011年，该项目发动一线志愿者助力生态保护。刘盛说：“最初我们只有30个志愿者的时候，可以面对面地聊天，但当志愿者到了三五百人的时候，这种沟通方式就不行了。互联网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

当业务从一地扩展至多地，从一省扩展至全国时，数字化的压力就出现了。2015年，面对数量迅速增长的志愿者，采用中心化管理模式的守望者团队难以照顾志愿者团队的需求，压力很大。2016年，守望者尝试将业务通过品牌授权的方式，为志愿者团队开展活动提供支持，效果也不太理想——这些团队愿意接受资助，却不太愿意使用资助方的品牌。

在理事会的支持下，守望者确定了业务数字化的方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2019年，守望者的第一款小程序“巡河宝”上线，通过业务在线化让更多公众参与环保，从而真正地启动了数字化探索。刘盛透露，目前巡河宝的用户量已突破27万，有1700多个志愿者团队入驻。

同时，该机构发起的净滩行动，为义工团队在线提供工具支持。今年3月上线后，目前已有近19万用户。“今年我们在线上发起的净滩活动已有8000多场。这有点不可思议。要知道，3年前，我们能够做100场活动就很激动了。”

看起来很美好的局面，背后是不断“踩坑”。例如为了防止儿童溺水，团队开发了“防溺水地图”，“我们认为它呼应到了公众的痛点，它也产出了两篇10万+阅读量的文章，但用户量却只增加了2000多，随后就上不去了。”又如，团队开发了一个“全民巡河”的游戏，让大家结合运动与巡河，形成电子轨迹进行分享，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在业务数字化的同时，守望者还面临转型数字化互联网团队的挑战。发展至今，刘盛认为，在数字化方面，“目前只是找到了感觉，还谈不上成功，未来可能还要‘痛’下去。”

理性看待数字化

从公益机构数字化建设的经验来看，有一条核心建议是“要抓住需求”。方峻就表示：“在数字化探索过程中，如果没有摸清自己的需求，后面开发出来的数字化产品有可能会不好用。”

因而，不少专业人士建议，公益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一定要先做好规划。方峻就认为，不能看到一个需求就解决一个需求，而是要建立机构的数字化框架，梳理机构的管理流程，确立要解决问题的优先级，即便暂时不具备完整数字化体系建设的资源，也可以考虑先解决优先级的问题，再分步骤实施。

杭州映派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虞琦也强调，数字化建设中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要，“应该先做好整体性的规划设计，再分阶段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也提出，需要理性对待数字化浪潮。“虽然数字化是公益的必由之路，但数字化并不是公益的目的，而是手段之一。公益数字化需要探索技术与公益之间的均衡。”

这份报告还提出了“保障公益人和公益相关方的数字福祉”：“数字化不是减少面对面服务或深入一线的‘挡箭牌’，更不是要成为人为制造的‘数字鸿沟’，造成诸如受助对象去‘适应数字化工具而不得’的窘境。”

虞琦给出了一个现阶段较少人注意到的提醒：重视网络安全。

“通过流量平台筹款，公益机构很难拿到用户数据，如何做好捐赠人维护是一个挑战；通过自有平台、线下活动进行筹款，则捐赠人信息安全要被放到机构数字化发展战略层面。”虞琦说，“还要注重数据资产的安全，机构在做数字化规划时，应考虑数据备份和维护的方案，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