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成因复杂

　　有全球性、阶段性和周期性特征，政府与企业“风助火势”

　　记者：当前产能过剩的复杂性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融合有深刻的联系吧？

　　陆百甫：的确，此轮产能过剩产生的大背景，具有全球性、阶段性和周期性特征。

　　在全球化推动下，西方工业国陆续将能耗高、污染重、用劳多的工业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初中期，大量接续了这种“产业转移”，有的行业产能甚至高达世界总产能的70%—90%。产能过度集中于中国，成为出现绝对性过剩问题的根源。这种接续有利有弊，最近几年弊端更多显现。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际需求大幅下降，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工厂”首当其冲。

　　中国已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质量提升，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目标导向。产业高端化、高级化新要求，又使部分行业的落后产能和过剩能力成为行业累赘，治理产能过剩更成为突出问题。

　　记者：在探讨产能过剩时，舆论总把板子打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上，您赞成此观点吗？

　　陆百甫：舆论的板子重点打在“政策盲目性”上面，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对。应当客观认识到，市场同样存在盲目性。产能过剩应是政府行政手段和市场无序竞争双重吸引力作用的结果，并非许多舆论上单一的，仅是“地方政府政绩”驱动的结果。实际上，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的追逐之间，存在“风助火势”的连带关系。这种“双向合力”是在共同利益，即政府追逐财政，企业追逐短利下，合流形成的。如钢铁行业，当市场需求及价格信号出现“利好”时，就“雨后春笋”般一哄而起。

　　从战略高度思考产业布局

　　引导过剩产业积极实施“再转移”战略，把治理产能过剩变成提升发展量级的契机

　　记者：看来这一轮治理产能过剩是一场硬仗，您有什么建议吗？

　　陆百甫：认识是第一位的。我们不能仅仅从传统的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能源资源和设备利用率等业务层次来看待产能过剩治理工作，而须从产业整体构架的战略选择定位上，来思考各个产业的能力布局和结构设计，从战略高度看待产能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都要经历低端、中端、高端的阶段，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前35年，我们抓住了国际产业格局大转变的黄金机遇，从低端起步，发展成“世界工厂”。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自身发展转型已明显出现三大转变：即由过去重点依靠外需转向主要依靠内需；由过去主要依靠外延投资扩张转向重点依靠内涵创新提高；由过去主要依靠外生动力推动转变为重点依靠内生动力推动。这三大转变要求对中国产业结构和布局，作出新的更加有活力、更加显优势、更加利持续的调整，必须彻底改变过去“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长线平衡”的观念，以新需求筹划新结构，铲除产业累赘，摆脱“世界低端制造工厂”的处境。也就是说，中国产业发展到了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的时候了。

　　记者：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您认为中国的产业布局应该舍弃哪些东西？

　　陆百甫：“国际产业转移”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向。上世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担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是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如今，从全球化进程看，中国等新兴国家已成为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第二梯队主要成员，当时承接来的产能出现严重过剩，从发展规律考虑，必须抓住契机，积极能动地实施部分传统产业的再转移战略，即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

　　这种国际产业转移可以有多种形式，需要制定一个两全的规划，在与接续国的合作发展中实现双赢：一是以实体投资方式，把部分产能转移到第三梯队国家，以用部分产品回报；二是以援助方式，迁部分产能至第三梯队国家，帮助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三是以国际拍卖招标的方式，在国际市场出售部分较为先进的产能设施；四是以“走出去”的方式，变国内设厂为国外设厂，变国内供料为国外供料，变国内市场为国外市场，变国内用工为国外用工。实施“再转移”战略，是中国发展的另一新机遇，也是中国脱开低发展阶段的必要步骤。治理产能严重过剩是一个契机，与“再转移”战略相结合，更有利于中国再发展的平稳过渡和发展量级的再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