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3月25日

　　地点：香港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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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您在2012年首次和香港电影节、优酷合作的“大师微电影”时，拍摄的《行者》就是讲述李康生扮演的一位高僧穿着红色袈裟，缓慢行走在香港街头，为什么今年还要延续这一主题，让李康生继续行走？

　　蔡明亮：香港电影节和优酷今年请我的时候，我就决定再走一次。我这样很符合“大师微电影”的主题——不忘初心。我没有忘记我做电影的初心，我不一定要跟着外界变，如果你觉得我拍的内容非常有价值，是好的，是正面的，我就再拍一次“走路”。如果李康生身体可以的话，我还可以再拍一次，“行走”这个作品太有意思了，是一种精神上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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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今年的短片为什么叫《无无眠》？《心经》里有“无无明，亦无无明尽”。这个名字与《心经》有关吗？

　　蔡明亮：这个问题得从《行者》系列概念说起，《行者》形象本身有点像玄奘，走路时代的高僧，不过我不是拍真正的玄奘，我是拍精神上的玄奘。现在社会的精神、局势与玄奘那时是完全相反的，那时是很慢的，用走路的方式，艰苦的，一心一念地走。李康生扮演的形象不见得真的就指僧人、和尚，但他心里面有僧人那个精神。《行者》系列的每一部在取名时，我都往经文里靠。这部叫《无无眠》，是从无无明转过来的。还有一部叫《无色》。

　　我曾经拍过舞台剧《玄奘》，玄奘的伟大在于：他一个人，面对茫茫沙漠、漫漫前途，却义无反顾地走进去。就像人生一样，你要一个人适应这无助与孤寂。现实是：我们的心都不柔软了，只知道自己的痛，不知道别人的痛。看我的电影就是一种让心灵柔软的训练，这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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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您平常很喜欢看佛经吗？

　　蔡明亮：这几年佛经看得多一些，我觉得有蛮多领悟，有时候会转到创作上面去。我也喜欢读老子的书，都曾反复地在看这些东西，每次看领悟都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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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2012年的《行者》中，李康生是纯粹地走，今年的《无无眠》中，您让李康生在东京街头走啊走啊，然后去洗澡了，这种变化蕴含着什么寓意吗？

　　蔡明亮：什么意思也没有，当时就是李康生走不动了，我临时决定让他去洗澡暖和暖和。拍摄时东京温度是零℃左右，李康生光着脚，缓慢行走就感觉越来越冷，他边走边抖。李康生去年曾经中风，身体非常不好，所以为了李康生的身体，我要保护他，就不让他走了，洗澡是我临时决定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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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这么多年来，您的男主角只有李康生。

　　蔡明亮：是，如果李康生的故事结束，我的表达也就结束了，因为我太喜欢拍这个人。他的身上能体现出我对于电影的看法，对时间艺术的了解，我从他年轻时一直拍到现在，从他年轻的脸拍到现在苍老的脸，那种生命由年轻变为衰老的正常规律，都展现在他脸上。曾经有人说你已经请得起刘德华了，不要只用李康生，也有观众跟我说不想再看李康生了，换别的演员吧，我不同意。我说对不起，我要拍到他死，拍到我死。

　　大家觉得演员是一个赚钱的工具，是一个消费品，我不这么看，我觉得他是我创作最重要的一部分。现在李康生身体不好，如果李康生不拍片了，我大概也就停了，我一直这么说，将来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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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哪个地方对您来说最有意义？

　　蔡明亮：台北的西门町，我在这里看了很多电影，我在这里遇到了小康（李康生），这是我与青春相遇的地方，有属于我的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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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您觉得自己的创作至今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蔡明亮：我觉得我在灌溉一棵树，没想过它会长成什么样，我现在的想法越来越走向电影核心的概念，回头探索比较能贴切地做该做的事情。我在做《无无眠》的时候，好像写生、画画，我后来的创作基本上走这个概念，准备营造影像。把电影凸显出来，我的电影里情节少，对白少，音乐少，看的是一种感觉、氛围、影像结构。电影不一定要讲完一个事情或者一个故事，不一定要有结论，可以是一刹那的表达。电影不一定非要呈现我们习惯的东西，不同的角度，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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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您认为电影是什么？

　　蔡明亮：我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从小我被交给外公外婆带大，他们开了个小档口卖干面，两人每天都要看电影，轮流带我去，所以从3岁开始，我就是在面摊和电影院之间长大的，那时看了大量港台片，高中毕业就去了台湾。后来就入了这行。对我而言，电影可以是一首诗，可以是一幅画，可以是一幅裸体写生……正因为电影是有无限可能的艺术，而非仅是一时谈资，所以，你才尊重它，希望它完整地呈现。看电影时，你观照作品，作品也观照你。电影应该给人以启发，让人思考，而不仅仅是喂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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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您认为什么最难追求？

　　蔡明亮：能感动人的东西必然是真实的，可是真实很难追求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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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您出生于马来西亚，高中毕业后去了台湾，这些年来您有归属感吗？

　　蔡明亮：没有归属感，我的生活经常是从一个旅馆到一个旅馆，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我很会搬家，我的生活都是在漂泊里学习到的，一天我想，一个人就60公斤的体重，为什么要去买600公斤的东西，逐渐地我开始减少买东西，电影也开始做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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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您最喜欢和什么人一起生活？

　　蔡明亮：我喜欢和老人住在一起，可能与我从小被外公外婆带大有关，和老人一起，我觉得有安全感，有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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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您电影里弥漫的那种孤独令人压抑，您是个孤独的人吗？

　　蔡明亮：我从小就习惯孤独，我喜欢孤独而且愿意表达孤独，可能主流的观念认为孤独不好，会觉得这个人孤僻，没有人照顾，可是我觉得人需要学会和自己相处，每个人都需要训练如何与孤独相处，就像要训练我们如何面对死亡一样。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不认为说我的电影“曲高和寡”是贬义，在古代，这个词是有褒扬的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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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您认为您的电影最不适合在哪看？

　　蔡明亮：飞机上，因为大家看了会睡觉。我现在拍电影已是随心所欲。没有关系，大家看着睡着了或者不喜欢，都可以。我的电影只是为了说明电影还有这样一种形式，是个人心意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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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很多人觉得您的电影太慢了，您是刻意创造了“慢”这个特点吗？

　　蔡明亮：说起来，我电影风格的这种“慢”，还与小康有关。1991年我还在电视台工作，为剧情片《小孩》挑选演员，一天在西门町的游戏厅门口遇到了李康生，那年李康生高考落榜，如果复读的话需要钱，所以他在游戏厅找了份工作。那时的游戏厅门都关得严严的，因为有的里面会有赌博的东西，会专门找人在门口看着，李康生就是做看门的工作。我看到他，就被他的一种特质吸引，他的脸很安静，老成，长得不帅，但也不难看，不高，瘦瘦的，他看着我沉默了好久，我就留了电话给他，后来他就来了，估计想着也是可以挣些钱。他很怪，所有节奏都慢，反应也慢，就连转个身都慢，拍了三天我有些受不了了，问他为什么这么慢，看人都不眨眼呢——呵呵，是因为他眨眼的动作也比别人慢，我跟他说不要紧张，要自然地拍戏，结果他慢慢地回了我一句:“这就是我的自然。”这句话很打动我，一是没想到他会回嘴反击，二是他所说的“自然”。慢慢地，他改变了我，我就跟着他的节奏，什么都慢慢的了。我觉得这种缓慢、孤独，其实也是在诉说生命的本质。

　　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我的“慢”是种叛逆，不过我认为人要有叛逆，世界才会有改变。现代人讲究快速，希望加快受到感动的速度，但快速无法使人领略生活中的感受，只有慢下来才能够深深地体会生命中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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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您的电影中除了死一般的孤寂，还经常有大胆的裸露镜头，这次的《无无眠》里也有。

　　蔡明亮：我拍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这个问题，拍的时候很舒服，我拍完才想到可能会有问题，跟香港电影节专门就这个问题讨论，最后他们没有剪。创作者不能老是屈服，老是顺应。艺术家创作的时候应不应该有尺度？你觉得我拍的是色情片是在卖肉吗？我不这么看，演员这么放松地去演一个洗澡的戏，而且身体这么美。我跟优酷说了：“不删、不喷也不许放大！”我拍完觉得特别好，后面这个问题丢回去给发行人。我会坚守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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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您现在拍电影有什么要求？

　　蔡明亮：只要有钱，不限制我，我就拍。但我要有一部分版权，要有在美术馆放映的权利。比如看蒙娜丽莎，你不能要求她不许出现在明信片、杂志上，但最后大家还是会到卢浮宫看她，蒙娜丽莎出现在别的媒材上的影像等于做宣传，你要欣赏这个艺术品，非要回到卢浮宫的墙前。我完全不怕盗版，我的粉丝和观众可以用我的方式看到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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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在您看来，什么是创作？

　　蔡明亮：对我，创作就是与自己的生活重新相遇。这并不是说你非要把摄影机对准自己，而是说你一定要带着你自己的眼光、心境和情感来凝视你感兴趣的人、事、物，经过这一重转化与投射，你反而能更挥洒地表达自己。我能拍出这样的电影、缓慢地观察黑暗，是蛮宿命的，它被我的生活所决定，这是我唯一会拍的片子。所以，那些鬼片、黑帮、上流社会、文革、甜美白日梦、世界名著影片都不是我的世界，我都不会拍。观众希望我拍的那种影片，我也不知道怎么拍。我的电影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经历转换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