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曾在巴东县某项工程负责技术的人员对此并不惊奇。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在巴东施工的某工程项目的花坛，约500平方米，使用的土壤是弃土，报账时却被谎称为每立方米100多元的肥土。另一条道路，本应使用300号水泥，但实际掺杂了200号水泥。

　　他承认，自己没法拿出证据，“如果真要调查，应该可以查清楚”。

　　案件调查其实往往伴随利益之争。县委书记曾难掩气愤：“我认为吊诡的不是一些说情打招呼的情况，而是调查工作的举步维艰，似乎县纪委和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一举一动、所有进展，被调查对象都一清二楚。”

　　巴东县纪委一名官员坦言，调查平阳坝案件出现“跑风漏气”，纪委也没有办法，最后县委书记亲自部署，要求公安机关必须调查，“终于有一个干部被处理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支持”。

　　前述政法界的人士透露，如今办案依然会有人暗示“照顾照顾”，他称，“我们表面上说会照顾，其实还是依法办理”。

　　“我问政协领导，我说的话管用吗，他说管用”

　　在巴东县野三关镇旅游业投资者张博看来，政治生态与投资环境的关系密不可分。野三关是巴东县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巴东相当一部分企业位于该镇。

　　发展经济是这个贫困县的渴望。2013年，巴东的GDP排名在恩施州八县市排名第三，人均GDP排名第五。而位于鄂西的恩施州，这两个数据在湖北省均偏靠后。

　　张博来考察的时候，野三关邓玉娇刺官事件轰动全国，但他认为，事件结束后，政治生态是可以慢慢改变的，而当地旅游资源独一无二。

　　“邓玉娇事件一度让野三关‘臭不可闻’，所以，当年，哪怕是排污企业要来，当地也接受。”张博回忆，这是“胡搞”，当地景区附近曾建了一些采石场，另有一家硅厂在生产时排放不少蓝烟，威胁着当地的生态环境。

　　张博曾向巴东县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后来，一些厂房被关停。2014年，他还在县政协大会上建议设立生态禁伐区，“县领导没直接给我反馈。后来我问政协领导，我说的话管用吗，他说管用，相关部门的主管领导已经换了”。

　　张博记得，2014年，巴东县17个部门到野三关为企业解困，主要集中在“融资难、办证难、拆迁难、兑现合同难”4个方面。在他看来，尽管可能没把全部困难都解决，但值得肯定的是，此举“不是靠某个企业送了钱就批示解决，而是挨个解决”。

　　他认为，巴东的情况仍有改进的空间，例如野三关用水的困难，位于野三关镇的火车站如何与县城更快连接，县城的规划怎样更符合实际情况。他也坦言，没有任何领导可以一个人就把巴东管好了，但现在的县领导的优点在于“敢于面对问题”。

　　这与巴东县发展旅游业的定位密切相关。在巴东县多名官员眼里，注意听取公民意见也是政治生态改善的表现。

　　多名官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认为最有普惠意义的工作算“农民办事不出村”。巴东是山区，村民出村办理证件不方便，有的早上出门，到职能部门已近下班时间。为了办事，有人甚至要在县城里住一晚，还不一定能办成。

　　“农民办事不出村”的做法则是，把网络连到乡村，在村里设置两个受理员，每星期两天在村里坐班，扫描必需证件，通过网络传输给县里，县里再通过网络反馈给村民。

　　这项起初不被许多官员看好的工作，最终做成了。“老百姓开始有的也不理解，觉得你又在作秀。”周红说，现在真正做起来之后，老百姓觉得方便。

　　这件事情也成了中央树立的典型，出现在焦点访谈、新闻联播节目中。这也被解读为自邓玉娇事件后，巴东首次以正面形象被广泛报道。

　　陈行甲说，他感到巴东干部群众这几年明显平和多了。

　　(文中王蕾、张博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