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变了，卫生计生工作跟得上吗？

　　今年51岁的刘巧云是位干了近30年的“老计生”，作为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计生服务站站长，她对计生工作最忙碌的那些年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那段时间是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最紧的时候。当时队伍浩浩荡荡，十几个人一起去动员生育了二孩的妇女结扎。”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认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目标已由控制人口增长为主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计划生育工作需顺应新形势，加快推进职能转变，同步提升管理和服务能力。

　　基层卫生计生机构已经逐渐开始了角色转变。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卫生院副院长刘淑娟说：“威远镇是县城所在地，共有7万人口，尤其是大量在外务工的流动人口，他们的一系列婚育证明都绕不开威远镇卫生院。现在卫生计生工作整合了，卫生院代替威远镇人民政府办理计生相关行政工作，包括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公共卫生等。”

　　而“普遍两孩”政策的实施，让很多35岁以上的女性有机会再次怀孕生子，这也给我国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带来挑战。以北京市为例，从单独二孩的年龄结构来看，36岁到49岁的高龄产妇约占17%，去年三级助产机构的高位孕产妇所占比例达到45.6%，高龄产妇越来越多，对孕产妇的安全管理也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我国是出生缺陷的高发国家，全国每年新增出生缺陷90万例，其中出生时临床明显可见的出生缺陷有25万例左右，出生缺陷总发生率是5.6%。出生缺陷已经成为我国婴儿死亡和伤残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刘巧云说，孕前一级预防在减少缺陷儿出生方面成效明显，但仍有部分孕产妇因为遗传、个体差异等原因，导致农村地区的缺陷儿远远超过城市。

　　2014年，彭泽县上报的缺陷儿有6个，2015年已经有7个。

　　“一个缺陷儿，影响数代人。”刘巧云告诉记者，如今在城市已经极为普遍的二维或四维B超产前诊断，受经济条件限制，在农村依然比较少见。

　　孩子多了，公共服务能“齐步走”吗？

　　为了上班方便，西安市民李琳把家安顿在城市远郊一片新建住宅小区中。在这套80多平方米二居室里，李琳夫妇住一间，两岁多的儿子和外婆住一间。

　　孩子快到入托的年纪了，李琳这才留意到很难在周边找到合适的幼儿园。李琳说：“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幼儿园，名额有限，得托熟人才能报上名。且不说收费要比公办幼儿园高出许多，吃住条件也不太令人满意。”

　　听闻全面放开两孩政策，李琳思忖一下说：“再等等吧，过几年经济条件好了换套大点儿的房子，孩子入托上学方便了再考虑。”

　　“要不要再生一个？”每个家庭如何选择，不仅取决于国家政策，还要看上学、看病、社保等公共服务条件是否能够支撑，而上学难、看病贵等一系列多年痼疾至今仍困扰着不少地方。

　　在北京，2014年全市分娩量为24.9万，三级甲等助产机构一床难求。在陕西，由于缺少省级的儿童医院，西安市儿童医院长期以来承担着全省乃至周边省市儿童的医疗保健任务。

　　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有27个班，1600多名学生，其中80%都是留守儿童或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记者在这里看到，有不少班级都是挤满了六七十个孩子的“超级大班”，到了课间休息时间，由于场地有限，只能有一部分孩子在操场上玩耍。

　　副校长何新军说，这几年新入学儿童数量有增加的趋势，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学生数量还会不断增加。“教学和户外活动空间已经没有余地，孩子多了，怎么给这些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足够的关爱和帮助，也是我们的新课题。”

　　从另一个方面看，对妇女权益的保障应进一步提高。在南昌一家媒体工作的陈诗蕾担心，全面两孩后，因独生子女而奖励的3个月产假会取消。可是多生一个孩子，妇女的负担会更重，工作会更受影响。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说：“下一步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政策的衔接。要加强生殖健康、妇幼健康、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要帮助有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要便民、利民，做好服务工作，把这件惠民生、利长远、合民心、顺民意的好事办好。”(新华社 记者杨一苗 张乐 高皓亮 王大千、李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