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习近平的倡导和推动下，宁德把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工作摆上重要的位置。宁德地委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少数民族人口万人以上的5个县（市），都要配备1名少数民族的副县（市）长或常委，在少数民族人口千人以上的乡镇，至少配备1名少数民族的党政领导。组织部门和福安、霞浦等地还有计划地选送少数民族干部到省委党校、中央民族大学、福建师大等院校学习培训。

车头真正带动了火车。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在闽东摆脱贫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鼎市政协原主席李宗廉是畲族人，1978年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原福鼎县工业局、县委组织部工作，1983年调任柘荣县委常委、组织部长。1988年10月，他被调回福鼎任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组织谈话时，我很意外。柘荣是山区县，人口才几万，按常规流程要调整到沿海的大县福鼎比较难。这体现了党委政府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信任。”李宗廉说。

李宗廉调任福鼎后，协调改善福鼎民族中学办学条件、筹资修建龙头湾村通村公路……为畲族同胞办了许多实事。现任宁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维善，也是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畲族干部。

少数民族聚居的县市需要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更需要脱贫致富的领头雁。他们善于反映少数民族的意愿和要求，为少数民族群众谋福利。

调任福州市及担任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后，习近平一如既往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时，福建省同步制定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五年规划。省委、省政府1998年10月下发《关于加快我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专列一节提出“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造就一大批跨世纪的少数民族各类人才”。

教育问题是绝对不允许“等一等”的，必须真正把教育摆在先行官的位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的民族地区，要摆脱“穷”与“愚”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提升教育水平，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原因，长期以来，畲族群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

据《福州市畲族志》记载，新中国成立时，福州畲族乡村绝大多数没有小学，更没有幼儿园和中学。罗源全县畲族人口中，累计读小学者不过70人，只有1名初中毕业生，2名初中肄业生。

宁德的情况，与此类似。

主政宁德时，习近平就认为，在闽东老少边岛贫的现实态势下，建设为开放所亟需的、为经济发展所亟需的软环境，“必定要把人才作为软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从中小学开始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因此，“教育问题是绝对不允许‘等一等’的”，必须“真正把教育摆在先行官的位置，努力实现教育、科技、经济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到福安坂中乡仙岩村考察福安民族实验小学。（资料照片）

1988年11月，时任福安民族实验小学校长陈春强接待了一位特别的访客，他就是习近平。“地委书记来学校，本以为会有许多领导陪同，哪知他只带了一个工作人员。当时不通公路，到村里得走一个小时山路。”陈春强说。

位于坂中乡仙岩村的这所学校，教学质量不错，校园不到2亩，却挤了500多名学生，上课、吃饭甚至睡觉都只能在教室。习近平走进班级，详细询问孩子们生活、学习等情况，没有说太多的话。

在不久后的一篇文章中，习近平写道：“我走了不少乡村，看到不少简陋的校舍，心里沉甸甸的。在同农村干部、农民专业户的交谈中我更加感到科技兴农、人才兴业的重要和紧迫。”

越穷的地方越难办教育，但越穷的地方越需要办教育。办好少数民族教育，是习近平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1989年初夏的一天，太阳刚爬出山坳，福安坂中畲族乡大林村党支部书记钟通弟正在秧田里劳动，远远看见三个陌生人向村里走来。

那时，大林没有通路，一尺宽的山间小路崎岖陡峭，从乡里来，脚力好的也要走一个多小时。

三人走近后，一人指着中间一位满头大汗的年轻人说：“这是地委习书记，来村里了解情况。”

“我满身泥、满手汗，可习书记一点不嫌弃，主动伸出手和我握手。”钟通弟回忆说。放下秧苗，他就带三人往村里走，边走边介绍村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