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拒绝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

新京报：现在回忆2011年7月24日那场新闻发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你自己怎样评价？

王勇平：关于那场发布会，社会上的评价已经很多了。我怎样评价并不重要，我只能说，我尽到了我的职责，做了我该做的事。

新京报：当时你在发布会上的处境是怎样的？你对媒体的态度抱怨吗？

王勇平：当时场面比较混乱，参加发布会的媒体朋友情绪也比较激动；加上2011年新媒体刚刚兴起，我们对如何在那种舆论环境下应对突发事件还没有经验；又由于社会上很多人对高铁事业有很多不同看法，铁路自身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这次事故死伤了那么多人，媒体反应强烈，甚至有的媒体朋友把新闻发言人当作问责的对象，我也完全能够理解，所以不存在抱怨的问题。

新京报：你当时了解事故的详细情况吗？

王勇平：开发布会时距离事故发生只有26小时，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定论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事故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我连事故现场都没来得及去，只能公布一些当时能够掌握到的事故发生概况，更细致、更深入的情况都还不清楚。

新京报：面对围在台前追问的记者，你发言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王勇平：对这次事故，我也非常痛心，因此我能够理解他们。追问事故的真相是记者的责任所在，作为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我有责任有义务去努力满足他们的知情权。

新京报：发布会后，记者不愿意离开，将你围住，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情绪？

王勇平：宣布发布会结束后，当时很多记者认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提问，于是冲到台上把我围住，有两名记者把我两只手抓得紧紧的，说不能走。我就在那种状态下继续回答他们的提问。我努力保持着自己至少是外表上的平静。

新京报：对于你的标志性语言“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这是一个奇迹”这两句话，你后悔吗？

王勇平：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或许换一种表达可能更好些。“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它是有语境的。当时网络上盛传埋车头是掩盖证据，掩盖事实。我回答说我下飞机时，问接机的同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给了我一个解释，说掩埋车头是为了便于继续抢险，因为当时抢险现场狭窄，有一个泥潭，必须先填埋后才有助于继续的救援。事实上，这是举世皆知的事故，任何方式也掩盖不了。其实话说到这里也就可以了，可是为了得到媒体朋友的信任，我又补充了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至于“这是一个奇迹”，这个话是回答关于小伊伊的提问。提问说在铁道部停止救援后，在吊车时发现一个活着的小生命。当时列车已经经过了多次地毯式的搜救，并且生命探测仪也显示没有生命迹象了，我们不可能在还有生命的情况下停止救援，事实上铁道部一直也没有停止搜救，即便是起吊列车时，也是分层起吊的，这才有可能发现幸存的小伊伊。小伊伊顽强的生命力让我感到是一种奇迹。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答复。

新京报：说这两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生气了？

王勇平：我没有理由生气。我是在诚心诚意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只能说回答的好与不好，但是我没有拒绝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有人说我当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是误解我了。我在发布会上多次鞠躬表示道歉，这既是对死者和伤者，也是对全社会表达铁路方面的深深愧歉。

新京报：你在会上有短暂的保持微笑状态，这是你的习惯吗？

王勇平：我认为当时表情始终是凝重的。至于网络将我某个瞬间说话的表情截屏定格，认为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态，这是不客观的。发言人面对媒体保持微笑是一种尊重，也是我的习惯。但这是一次有着重大伤亡的事故发布会，我的心情始终很沉痛，至于我出现了习惯性的微笑表情，我确实没有意识到。媒体以此认为我漠视逝去的生命，我无法接受这种观点。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场新闻发布会重来一次，你会用什么样的表现来应对？

王勇平：你说的是假设，历史不会重演。即使历史重演，我仍要承担我的责任，但是我会考虑得更全面、更稳妥。

新京报：你对那场发布会的表现打多少分？

王勇平：这个分不应该由我来打，我只能接受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