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得蒋介石召见

半年影响一生。派驻延安的经历，改变了徐佛观的人生命运。

从延安返回重庆，徐佛观在自己交往的小圈子里，多次表现出对时局的深深忧患。当初由康泽授命，回来后当然首先向他复命。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是“彼此非常不愉快。我告诉他，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他听了更不以为然”。(《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第66页。)多年过后，他对此依然耿耿于怀。“回到重庆后，我和当时负有较重要责任的人谈天，认为国民党若不改建为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党，共产党即会夺取整个政权;而对付共产党，决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是斗争的技术问题。当时听我这种话的人，都以为我是神经过敏，危言耸听，有一位先生还和我大吵一架。”(徐复观《在非常变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知音难求，一腔热情也难免松懈颓唐。这时徐佛观借住在重庆的南方印书馆，每天陪人打湖北的天地人和纸牌，等船东下，与妻子会齐，以遂还乡隐居之愿。

正在这段极度颓唐无聊的日子里，经乡贤陶子钦引荐，徐佛观拜见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的何应钦，一位亲和乐易、对其陈述听得津津有味的国民党要人。静静地听完后，何应钦问:“你还到延安去吗?”

“我最近就回鄂东。”徐佛观冷静地回答。

“有什么任务吗?”“回去种田。”

最后何应钦给出的回答是:“不必回鄂东，等几天好了。”

徐佛观仍然回到嘈杂的南方印书馆，狐疑不定地等待着命运的召唤。不久，就接到电话通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长官蒋介石定于当日下午五点在曾家岩约见。按时到达委员长官邸后，有位武官招呼他，向委员长报告，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徐佛观由小客厅走进大客厅，委员长已经站在那里。“我第一个印象，他的威严也赶不上陈辞修 (陈诚，引者注)先生，当答复问题时，总记着五分钟的时间限制;但实际，他要求我谈了好几个五分钟，并要我写个书面报告。”何去何从，还在犹豫之中，徐佛观没有马上动笔。1943年11月17日深夜十点钟，徐佛观突然接到曾家岩通知，委员长立刻召见。原以为是延安方面发生了什么重要问题，需要征求徐佛观的意见。实际上，是蒋介石忙于安排各项工作，次日一早飞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但见面后，只问我家里的情形，拿起铅笔来写三千元的条子给我，叫我不要离开重庆。我出来后，觉得有些奇怪，送点钱给我，不是需要紧急处置的事情。”三天之后，从新闻里看到蒋介石飞赴开罗的消息，徐佛观才明白原来是委员长临行前的特自安排照拂。“这一点，倒确实令我感动，便打消了回鄂东的念头，拿起笔来写他所须(需)要的报告书。”

其实，此前徐佛观写过多份观察报告，直接复命的是康泽方面，可能始终没有到达最高领导层。康泽后来回忆说:“我提请派徐佛观去做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徐佛观，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他担任这个职务大概有两年或更长一点。曾先后回重庆述职三次，还有比较系统的报告书。他有一次报告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蒋介石曾把他这个报告书批交高层反共决策机关‘联合会报，印发参考，并约他见面。1943年冬的一次综合报告，涉及了陕北党、政、军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蒋介石很赞许他这一个报告书。”这是康泽晚年的回忆，在一些具体时间、事件上明显有误。徐佛观被派驻延安总共只有半年时间，很可能是把其他联络员的事串联到这个联络员身上了。但由此可以证实，徐佛观担任驻延安联络参谋期间，肯定写过不止一份观察报告，不过只有最后这一份直接递交蒋介石，得到重要批示，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珍惜。

1943年底，徐佛观被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工作。三天后，唐纵又把委员长要求调用徐佛观到侍从室第六组工作的手令拿出来。徐佛观担心自己一个乡下人，忽然进入最高统帅的侍从室适应不了环境，还是选择了留在参谋总长办公室。1944年，徐佛观随何应钦出任陆军总司令驻节昆明一个月，未能发挥什么作用，回到重庆后，正式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工作。“我因此有机会领略到当时政治中坚人物的风采、言论。我读过不少线装书，也读过相当多的社会科学这一方面的书。我不了解现实中的政治和政治人物;但我了解书本上的政治和政治人物，尤其是我常常留心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际的许多征候和决定性的因素。这便引起我有轻视朝廷之心，加强改造国民党的妄念。我为此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提出具体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认为国民党的组成分子，已经完全是传统的脱离了广大社会群众的知识分子。

“这种知识分子，只有争权夺利才是真的，口头上所说的一切道理都是假的。因此，要以民主的力量打破当时的几个特权圈。要以广大的农民农村为民主的基础，以免民主成为知识分子争权夺利的工具。一切政治措施，应以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为总方向、总归结。”(徐复观《曾家岩的友谊——我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片断》) 蒋介石非常看重这些报告，在阅读过的报告上留下许许多多的圈圈杠杠。

远离政治，以文化拯救世道人心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期间，蒋介石调任徐佛观为总裁随从秘书，会议期间跟随蒋介石左右。这时，徐佛观认定自己的命运已经深深地与国民党政权捆绑在一起了，但实在不甘心就此与一滩污泥浊水相厮混。

在一个党风不正、政风不廉的政治环境下，不能泯灭自己的道义良知，努力去做一个清官的成本代价，有时候远远超过去做一个贪官和昏官。徐佛观非常清醒的是，他势必与这个政权同运命，再无归隐的可能。这有儒者以死相报知遇之恩的真诚愚忠。同时，他又看透了周围的人们，“宁愿以片刻权力的满足，不惜明天的碎尸万段的天性”，还谈什么改革创新?心里隐隐约约的希望是期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却又渺不可期。能不能转行到学术界，看那里还有些什么人才?

此前的1944年春，徐佛观住重庆南岸黄角坳时，为同乡学者熊十力的学问所吸引，并得缘拜访先生，受到学问上的心灵震撼和感悟。“自民国三十年(1941年，引者注)起，对时代暴风雨的预感，一直压在我的精神上，简直吐不过气来。为了想抢救危机，几年来绞尽了我的心血。从三十三年(1944年，引者注)到三十五年，浮在表面上的党政军人物，我大体都看到了。老实说，我没有发现可以担当时代艰苦的人才。甚至不曾发现对国家社会，真正有诚意、有愿心的人物。没有人才，一切都无从说起。”这种无从说起的末世的悲哀，是无可言喻的。

1946年，徐佛观随着国民政府复原搬迁到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辞呈，退出国民党政权的政界圈子。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一笔钱，然后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创办一份纯学术月刊《学原》，自1947年创刊，至1949年停刊，共出三卷。他自己没有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一篇自己的文章。从大陆逃亡香港，徐佛观改名徐复观，又从蒋介石那里获得九万港币的经费，于1949年5月创办《民主评论》杂志，为1950至1960年代港台地区新儒家思想提供了一个主要舆论阵地。

从官场到学界，局势动荡，人生地疏，生民多艰。徐复观曾一度生活无着落，只得卖掉心爱的书籍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1952年应约到台中开始担任教职，才逐渐有了转机。此后，徐复观以读书、教书、著书为终身职业，并成为新儒学重要代表人物。

他认为，近代中国贫穷积弱，国际上不断遭受欺侮，国内政治纷争，战争频仍，社会混乱，人心浮躁，其病症根源都是中华文化危机。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体面尊严的生存可能，那就是文化自省、自新、自觉，从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开辟出能够化解现代化生活危机的中国文化新生之路，以弘扬中华文化来拯救中国社会和现代人生。

这是一位与共产党政治立场完全相对立的值得敬佩的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