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与医改相关的部门有多少家吗?”黄洁夫伸出双手,表示双手加双脚都数不过来。

“与医改相关的部门大约20余家,就连卫生系统自己的政策也是严重碎片化。”方来英委员帮黄洁夫数了数,最大卫生政策工具医疗保险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的;最能体现政府责任的经常性经费收入是由财政部门负责的;最关键的人力要素医生的教育和培养是由教育部门负责的;最重大的规划和投资项目是由发展和改革部门确定的;国外传染病输入传播的关键关口是由质量检验检疫部门负责的,“说来说去,卫生部门自己的主动权和政策空间反倒最为狭小。”

黄洁夫认为,我国现有的13000多家公立医院应加大结构性改革,重点转向“建机制”和“改体制”,在确保公立医院体系能保障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鼓励社会办医和促进民营医院发展。这样既可以把平时持续火爆的医院或者科室的病患,疏解出来一部分,也可以满足民众多元化医疗需求。

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实做好,是解决看病难的另一个方面。吴明江委员补充说,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上级医疗机构对下级医疗机构的技术指导和支撑更为方便、快捷。构建区域性的上下支撑医疗服务体系,才能落实分级诊疗。从某种角度讲,基层医疗结构还可以从“小毛小病”的治疗以及慢病和预防保健为主,进行日常治疗和管理的结合。“如果大家平时在家门口的小医院就能进行疾病的预防和保健,自然会减少得了大病不得不跑到大城市大医院就诊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