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点评

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

人人都有亲情，但决不能逾越党纪国法。过分溺爱子女、纵容家属，必将祸起萧墙。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做到个人感情与党纪国法分清，公权力运用与个人和家庭利益分清、职务行为与私人行为分清，不为亲情所困，不用亲情代替原则，更不能为了亲情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必须对配偶、子女严格要求、严加管教。既要严于律己，又要从严治家；既要把好廉洁自律的“前门”，又要守好家庭防线的“后门”。如果领导干部不能慎用手中的权力，对家里人的胡来不加约束纠正，甚至打气撑腰，到头来的结果只有一个：人前“同气连枝”、狱中“同病相怜”。

其实，不少落马官员贪腐的初衷，是为了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但当方向错误时，走得越快，反而离目标越远。一些官员不仅自己落马，妻子儿女也同样因触犯法律而受罚。权力成就一个人，也足以毁掉一家人，官场“家庭式腐败”现象，为做官者敲响警钟，为官员家属敲响警钟。(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王小宁 整理)

于少东忏悔书

我出生在城口一个中学教员的家庭，兄妹共5人，我排行老三。我的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到月底粮食不够吃，母亲在饭里添加的叫不出名的野菜杂粮和春秋两季全家齐动员到乡下生产队已收割的庄稼地捡拾粮食的情景。

1978年我考取了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作为当时所谓的一代骄子，大学五年我刻苦学习，努力在医学领域涉猎知识，使我成为了一名基础功底较扎实的医科毕业生。但作为一个刚进社会的年青人，我对社会的理解，对人生理想目标的定位都是肤浅而模糊的。由于家庭父母的原因，大学毕业后我自愿回到了家乡城口县，被分配到了县医院工作。在组织、同事们和家人的帮助下，我很快成了县里的一名骨干医生，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破格担任了县医院院长，五年后又担任了卫生局局长。1998年后，我当选为城口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可谓是一帆风顺。

正因为仕途走得太顺，我也渐生了自满的情绪。总认为自己对家乡有贡献，对得起组织，而忘却了组织的关心培养和所给我的一切机会。现在回想，在我每次工作岗位重大变化的时候，我自己都是把履新职归为是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淡忘了组织对我的厚爱与期望，从思想深处没有多少感念党和各级组织的关心培养，更没有从党的事业要求和纪律要求来认真审视自己的新使命。我就这样从功劳簿上迈出去履新职，思想的纯洁度、行为的自我约束力就可想而知了。

在初担任副县长之前的十几年，在追求进步、谋求发展的驱使下，加之机会和条件的限制，自己还是有一定慎行慎为的意识，工作也算敬业。2003年担任政府常务副县长之后，随着我县锰矿开发的不断升温，经济也有了快速的发展，一些名不见经传并不起眼的人都很快腰缠万贯发了迹。我的心里也就渐渐失去了平衡，自己也渐生了追求额外金钱的欲望。

在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与老板们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在为他们解决生产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困难过程中，老板们的热情和对我的支持让我十分感动，加之城口是个小地方，本地人之间或多或少都能扯上这样那样的各种关系。通过攀亲附友的交往，一些老板就与我们成了“好朋友”、“兄弟伙”，从开始的吃吃喝喝、打牌玩乐礼尚往来发展成为了送大额礼金，这一切都显得好似自然和随意。这过程中，我有时也有内心颤动和不安，在甜言蜜语的安慰下，更多的是自己的麻木和贪欲之心的激动。一来二往，自己在履职中，手中的公权力也不自觉地向“朋友”和“兄弟伙”倾斜，主动为他们的生产经营排忧解难、保驾护航，也为他们在违法违规生产经营活动方面开脱责任、提供关照。

在与一些老板不正常交往的同时，我作为一名县级领导干部还置廉洁从政的一系列要求不顾，多次为儿子和侄儿做工程打招呼，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了党纪党规的严肃性。在儿子结婚的问题上，尽管最初反对大操大办，但最后还是经不起诱惑从默许到亲自参与这一违纪违规的行为。更有甚者，在听说有人举报的情况下，不主动向组织交代说清问题，而是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制礼簿名册和支持儿子隐藏礼金，企图蒙骗过关。

回顾我的这一切违法犯罪经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显得是这样的麻木大胆，甚至在组织调查之初都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看真是可惊可叹。现在从思想根源上来查找原因，我自己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这也或许是我思想深处和现实生活中主客观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