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夫妻俩原本寻思着买个农车，做点买卖。如今，这个计划显得很遥远。

在等待的日子里，谢妙害怕每个白天的到来。天一亮，她心里就发慌，与现实的战斗又开始了——

在床上躺久了，谢妙站到房间门口东望望西看看，或者看看抗癌的杂志，有时也跑去跟住在斜对面的沈君妻子聊天，话题通常是病情，花销，医院，但从不谈死亡。

沈君的妻子得了黑色素癌，今年四月份，他们住进了这家旅馆，每天都在掐指计算，来回车费，住宿费，吃喝的开销，如何省钱以及等待医疗报销的时间。

2012年，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六部委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针对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参保（合）人大病负担重的情况，建立大病保险制度，实际支付比例不低于50%。

但对于沈君家来说，报销流程显得漫长，好些价格昂贵的药又不能报。“之前报销的钱已经三个月了，还没下来。到手（报销的）也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夫妻俩经常因为钱争吵。

“（我们国家）肿瘤（治疗）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做法，比如门诊治疗，很多地方都不给报销，或者说到了一定的额度之后才有一定比例的报销，就导致看不起病的人没办法，也促使医院周边的一些廉价旅店（出现了）。”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分析说。

他表示：“‘癌症旅店’现象应该引起我们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果门诊能够报销，对大家都有好处。比如，到北京会诊之后给一个治疗方案，再回到当地，那完全是可以（继续）进行治疗的。但现在有些报销制度，到县城和到市里的报销比例不一样，导致病人宁愿到高级一点的医院看。”

这次，沈君和妻子来北京已有半月，他们每天往返于旅馆和医院之间，已经尝试过多种治疗方案。

第一次是25000元钱的治疗方案，“但三个疗程后，就不管用了。”第四次来北京，换了新的治疗方案，上午住院，下午出院，一天花费54000元。治疗一次以后，沈君拿不出钱了，只能把妻子送进医院的免费临床试验组，“不然没有别的办法。”

沈君没有选择。10月26日早上，妻子再一次和他争执了几句。一气之下，沈君跑到对面阎鹏的房间里，窝在床角处。“她（妻子）看见我就生气，咱现在弄不起钱给人看病。”

阎鹏没有回应他，屋子里一阵沉默。

那天下午，等了一个多月后，谢妙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她终于等到了住院的床位。

接到电话第二天下午四点，谢妙穿上红色的外套，阎鹏拉着她的手，走出旅馆的房间，穿过公园的小路，越过那道铁门，往肿瘤医院的方向走去。

这一次，如果治疗方案失效，她仍要返回旅馆，等下一个方案。

“病人有需要，旅馆就在”

这片自建房共有六七家私人旅馆，住客多数是看病的患者和家属。外来者很难在这听到笑声，相反，传出来的有时是呜呜的哭声，有时是争吵声，还有病痛发作时的呻吟声。

旅馆老板娘何淑静见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江苏人何淑静24岁初来北京时，就住在这里。那时她在北京安贞医院里打扫卫生，“我啥都做过，只要是不违法的能养活孩子的事。”何淑静说话嗓门大，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一头卷曲的短发，脖子上挂着一个方型的小包，里面是她收来的房费和各种收据。